中國改革已經走過了30余年的歷程。期間，我國在各相關領域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探索並取得了相應的成就。尤其在經濟領域，對舊體制的改革所帶來的增長速度堪稱奇跡，獲得了國內外不少贊譽。在巨大進步面前，我們應當以一種冷靜心態，客觀評價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並對我國改革已經形成的原則方法和正在追求的政府管理模式進行全面總結和反思，以便於對下一步的改革戰略和重點作正確調整，以保証經濟的持續性增長和社會的健康發展。

我國對經濟與管理關系模式的探索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是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我們在這兩者之間的取舍和選擇，經過長時期的利弊權衡和激烈碰撞之后，早已塵埃落定。在從1992年至今的多年努力后，沒有人否認，無論在經濟文化上，經濟制度上，還是在經濟體制和機制上，中國發展的巨型列車已經離開計劃經濟，基本走上市場經濟的運行軌道。在這個經濟轉軌過程中，一個相應的問題是，如何通過創新，建立一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政治與行政管理體系。

提出這個問題的假設是，一般認為，經濟類型不同，所要求的包括政治和行政在內的管理類型也就相應不同。計劃經濟是國家權力主宰的資源配置過程，因而形成了一套以人治為基礎的集權管理制度﹔市場經濟是一個由供求關系主宰的交易過程，因而客觀上需要有一套民主法治的管理系統。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政府的管理經驗，基本可以証明這個假設的有效性。

例外的情形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實踐所摸索出來的做法，使這個帶有規律性的假設受到了挑戰。僅就經濟增長而言，追求市場經濟的中國，以一種富有特色的管理組合，用粗放和近乎原始的生產方式，利用人口紅利的階段性優勢，在低起點基礎上，取得了30年持續增長的不俗成績。無論從縱向與新中國成立后的頭30年比，還是從橫向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中國都毫不遜色。

那麼，我們的魔法是什麼，中國在管理創新上有什麼貢獻？早在2004年，高盛公司的一位顧問總結中國增長經驗，冠以“北京共識”的概念發布。隨后被不少國內外人士廣為傳播和大加渲染。這個在國外被吹捧熱議的中國“秘笈”被總結為“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政府干預經濟和國有壟斷來推進經濟的發展”。

中國經濟增長的經驗使不少國內外人士相信，在“計劃經濟加集權管理”和“市場經濟加民主法治”兩個公認的組合模式之外，還有一個嫁接和折中模式，這就是被國內外一些學者稱之為“市場經濟加相對集權管理”的第三種模式，認為這是中國在經濟管理方面的探索和貢獻。問題是，這是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