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市場經濟加相對集權管理”模式的反思

面對國內外的吹捧和稱頌，理論與實踐工作者，尤其是處在執政黨和政府關鍵崗位上的領導者和管理者，最需要保持足夠理智和冷靜。因為，一種經驗模式一旦被固定下來，其對我國發展前景的影響將是巨大和深遠的。第一，它將成為帶有根本性的管理價值導向﹔第二，它將成為經濟與社會管理制度構建的標准形式﹔第三，它將成為下一步政府改革規劃議程的依據﹔第四，它將成為今后中國市場經濟質量和社會發展水平的決定性因素。說到底，這個經驗模式關系到未來的制度方式和決定著人民的生活質量。為此，有必要對這個嫁接的模式提出意見和建議，以便讓它更加完善和更具有積極、健康和進步的實踐價值。

管理模式的實質，是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權力介入的方式和干預的程度。管理者無一例外地追求效率，所以往往傾向於在市場配置資源中施加權力影響。中國有著很長的計劃經濟實踐和悠久的人治歷史傳統，因而在和市場打交道時，常常是拾遺補缺不足，而越俎代庖有余。在這種情況下，管理權本身的性質就成為決定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之處。也就是說，相對於政府管理權，有沒有民主法治的約束條件，其運行結果將大相庭徑。

在成熟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中，市場經濟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礎之上，政府與市場關系中的公共權力將不能隨意插手市場的資源配置，即便正在經歷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政府強化監管、增加投資，甚至接管瀕危企業的救火措施，也都嚴格控制在民主程序之內進行，這就保証了政府權力的規范和相關政策的穩妥與科學。

相比之下，在一個民主法治不夠完整的環境中，公共權力使用者出於“人性自私”的本能，很難保証不用手中的權力去干預市場過程，並通過干預來滿足自身意願偏好和獲取自身的利益欲求。這個趨勢的極端程度是，公共權力最終將市場改造為自己的附庸和工具，迫使市場經濟扭曲和最終蛻變為“權貴資本主義”。如果真到了如此地步，對於平民百姓而言，一個似是而非的市場經濟，甚至要比一個傳統落后的計劃經濟更可怕、更糟糕。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說中國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制度，那是違心之論﹔而將中國劃入“權貴資本主義”之列，則肯定是別有用心。但是，客觀而論，在我國的現實當中，確也出現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現象，可以把它概括為五個方面：一是權力壟斷市場獲取壟斷利益，二是權力干預市場謀求腐敗交易，三是權力干擾市場制造市場混亂，四是權力代替市場阻礙政府職能轉變，五是權力缺少約束隨意佔用公共資源。這些現象雖然處於萌芽狀態或僅是局部問題，但必須引起高度警覺。

比如公權異變問題，官員隊伍的廉潔從政正在受到日益嚴峻的挑戰。腐敗公務員的級別越來越高，腐敗的人數越來越眾，腐敗的手段越來越多，腐敗案值越來越大，腐敗者的道德壓力和羞恥感越來越輕。再比如國家管理機關的運行成本問題。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政策動向課題組”2006年8月10日公布一組數字：當年全國各級國家機關的公款招待費是3700億元，公務用車費3986億元，公款出國考察費2400億元，合計超過1萬億元。假定這當中有一半是必須的，那剩下的一半也已經佔到當年財政支出總額的17%。如果再加上機關和事業單位公職人員的工資福利支出、各類會議和培訓支出，機關修造豪華樓堂館所和更新辦公設施的支出，以及部分離休高級公務員的特需支出，我國管理機關自身開支佔年度財政支出要高達30%以上。而這個比例，在日本是2.4%，波蘭是3.8%，英國4.1%，韓國5.0%，印度6.1%，法國6.5%，加拿大7.1%，俄羅斯8.2%，阿根廷8.7%，美國9.9%。

這些例子雖然挂一漏萬，卻已從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國“市場經濟加相對集權管理”模式中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風險。這就告誡我們，如果想避免中國模式掉入“權貴資本主義”的陷阱，如果想保証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健康和可持續性，中國就必須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努力，避免“市場經濟加集權管理”模式。非此，中國式管理就無法與市場經濟匹配和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