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關鍵時期之后，我國的發展呈現出如德國人U·貝克和英國人A·吉登斯所描述的“風險社會”的一些特征。有些潛在矛盾也在新階段得到進一步放大和表面化。正是針對當前的現實問題和根據政府管理的一般發展規律，中央從16大開始轉移工作重點、調整管理方向，首次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強調“更加注重履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並進一步提出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這些新概念的提出和開始付諸實施，標志著“中國政府新管理時代”的來臨。

為了有的放矢地採取應對措施，需要對當前社會不和諧因素進行全面系統梳理。我認為，至少有十五種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應當引起各級和各部門領導干部的注意。其中有一些已為大家所共識，但另外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仍然被有意或無意忽略著。我們的認識必須要徹底，境界必須要提升，否則會影響政府的管理策略選擇和改革實施力度。

1、人與自然關系中的矛盾

比如中國目前污染物排放總量長期居高不下，遠遠超過環境自淨能力，一些流域和城市水和大氣污染十分嚴重。2005年1月份環境檢測報告結果是，我國七大水系Ⅰ類和Ⅱ類潔淨水大約隻佔總量27%，Ⅴ類和劣Ⅴ類佔到總量大約37%。全國25%的地下水遭到污染，54%的地下水不符合生活用水標准。又比如，地區生態破壞的程度還在加劇，我國荒漠化土地已達262萬平方公裡，並且每年還在以2460平方公裡的速度擴展。黃河、長江、瀾滄江的發源地三江源已成為青海省草地退化最嚴重的地區。沙塵暴源頭的阿拉善地區荒漠化面積佔80%，沙漠每年以1000平方公裡的面積擴展。全國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鹼化面積達1.35億公頃，佔草地總面積的1/3，並仍以每年200萬公頃的速度增加。

2、資源與人口關系中的矛盾

人口方面男女人口比例嚴重失調，男性比女性已經多3800多萬，而且每年有100萬畸形兒童誕生。就業壓力已經不堪重負。從資源來看，地大但物不博。人均資源佔有量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煤炭大約是1/2，水資源是1�4，石油是1/8，天然氣僅為1/25。與此同時，資源利用率又很差，浪費比較嚴重。比如國內重點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比國際水平高40%，電力行業中火電煤耗比國際水平高30%，萬元GDP的耗水量比國際水平高5倍，萬元GDP的總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一組數據被屢屢引証:中國以世界水泥消耗總量的50%、鋼鐵的34%、煤炭的31%、氧化鋁的25%、電力的13%，實現的卻僅僅是世界4%的GDP總量——即便我們想維持這種以高投入、高消耗為代價的高增長，資源與環境也將無力承受。

3、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矛盾

我國地區之間發展的差距不斷擴大。從1997年到2002年，中部地區人均GDP相對於東部的比重從54.1%下降到52.6%，西部從43.1%下降到40.6%。發展投資結構失衡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根源。“九五”以來，中西部地區所佔投資比重有所增長，但規模仍然較小，200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43202億元，其中投向西部的僅佔13.1%，中部也隻有17.6%。非公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發育不足是阻礙其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2002年，中小企業從業人員中56%集中在東部地區，中部佔30%，西部僅佔14%﹔同時，私營企業超過10萬戶的中西部地區6個省市，全部集中在東部。

4、城鄉發展關系中的矛盾

中國的社會結構存在兩種獨立體系，一個是城市社會，另一個則是農村社會，而判斷處於哪種結構的依據在於持有戶口的類別。這種二元社會結構以二元戶籍制度為核心，包括二元就業制度、二元福利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業投入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制度體系。目前，在我國社會，一方面，戶籍制度仍然制約著市民和農民從出生到死亡的各自不同軌道﹔另一方面，雖然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為農民提供了一些非農化途徑，但是，農民在城市中並不存在與市民等同的機會，他們的就業，除了受自身人力資本的限制之外，還要受社會資源的限制。

5.公共服務方面的矛盾

二十多年改革開放使我國發生了巨大變化。但與城鎮居民相比，在我國農村，還有許多居民沒有獲得符合衛生標准的飲用水，農村有近50％尚未飲用自來水﹔缺乏必要的醫療衛生設施和服務﹔九年義務教育制度的目標亦未能實現﹔沒有養老保險﹔交通網、能源網、信息網、清潔廁所、衛生間等基本生活設施嚴重缺乏。這些設施，在城市是免費或以低收費供應市民，而在廣大農村，要村民集資建設，比如道路、飲用水、廣播系統以及路燈等都是完全由農民自己出資興辦。這種狀況不僅成為加劇當前城鄉矛盾、階層矛盾、社會矛盾的誘因之一，還拖累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