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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慶鈺:論“政社分開”與社會組織管理改革
2013年01月28日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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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注意避免管理體制改革走入誤區

為了實現政社分開,各地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社會組織管理的創新。新思路、新經驗、新機制層出不窮,這的確是令人欣慰的好現象。但是如果偏離了正確價值理念的導向,創新就有可能走進誤區,付出成本收不到實際效果是小損失,更讓人擔心的是有可能創出一個更糟糕的工作機制,最終使政社分開的道路越走障礙越多。這樣,我們就不是創新而是在繼續守舊。

針對廣為詬病的雙重管理問題,鞍山、北京、廣東等不少地方都在尋求簡化登記管理、扶持社會組織發展的做法。它們的創新實驗雖然各有特點和貢獻,但並不是每個探索都有利於政社分開的目標要求。這裡重點談談廣東省的創新做法。在深圳市、廣州市社會組織管理探索基礎上,廣東省近幾年對雙重管理體制進行了突破性改革。以行業協會管理為例,他們從2006年開始,率先取消了業務主管單位,統一由民政部門行使對行業協會的登記和管理。廣東在協會組織管理改革中實行的“五自”(自願發起、自選會長、自籌資金、自聘人員、自主會務)和“四無”(無行政級別、無官方編制、無業務主管部門、無現職國家工作人員兼職),很好實現了與民間組織性質的真正對接。

廣東的做法直接避免了不少地方所謂的“變通”和“迂回”措施,可以說是一步到位。盡管遇到與現有法規的沖突以及原有挂靠部門資源和相應職能轉移方面的滯后以及其它有待克服的問題,但是,廣東在雙重管理體制方面的改革的確具有標杆意義,在實現政社分開上具有一定的推廣價值。

(三)理性探索社會組織中的黨建工作

社會組織中的黨建工作要求,最早見於1998年《中組部和民政部關於在社會組織中建立黨組織的通知》。此后的若干年中,得到不斷強調和推行。尤其是在現在正在進行的社會管理和社會建設中,各級黨組織都將在社會組織中建立健全黨組織作為一項重要政治任務來貫徹,有的地方專門成立了相應的黨建工作領導小組或者社會組織黨工委。

強調黨對各方面的領導是正確的。而在面對社會組織時,這項工作需要有一定的彈性和對象適應性。民間組織或者叫做非政府非營利性組織是以其在社會上的特點差異性、利益差異性和角色差異性而獲得存在價值的。它與政府組織不同,因為政府是“以強制求公益”的組織﹔它與企業組織不同,因為企業是“以志願求私益”的組織﹔它與執政地位的政黨也是不同的,因為執政黨已經成為我國政府的一部分,已經是一個純粹的官方主體而且還有特殊的行為紀律和准則﹔而社會組織的主體應當是“以志願求公益”的民間群體組織,它因為自己具有的獨立性、非營利性和民間性,才成為與官方政黨組織和政府組織相比較而存在的角色,才成為公共管理結構中的一個支柱。如果在社會組織當中也整齊劃一進行黨組織的建設和領導,在執政黨這種強大力量環境中,有可能會消弭民間社會組織自主獨立的個性,影響非政府非營利組織在社會事務管理中正常角色的擔當。

長期以來,正是因為政府的過度影響,才使許多社會組織一直不能擺脫“二政府”的形象。我們進行的政社分開努力,正是為了還原社會組織的本質特征,讓他們以其與政府不一樣的角色來激發我國社會管理的活力。在這個努力過程中,我們在社會組織中努力強化黨建的措施,原本是為了保証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但由於社會組織的特殊性,我們不一定實現初衷目的。我這裡擔心的是,這樣做的結果有可能使我們在改革過程中,“政社分開”的窠臼還沒有走出來,就又進入了“黨社合一”的新誤區。非常清楚的是,無論這其中的哪一個,都將不利於公共管理新格局的形成。所以,我認為,應當以不影響民間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獨立自主性為前提,來謹慎探索社會組織中黨建工作的可行之路,切實避免因不當措施,導致社會組織在“二政府”之外再加上一頂“二政黨”的帽子,使政社分開的改革努力成為無果而終的“同義反復”。

(責編:張湘憶、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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