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經歷了市場化、工業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過程，實現了持續而深刻的變革，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綜合國力快速提高，國際影響力逐步擴大。而與此相比，同樣經歷市場化過程的蘇聯東歐國家，在劇變之后二十余年沒有走出轉型帶來的陰影，而追求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經歷了二十余年的“增長悲劇”，拉美國家自由化之后備受“拉美病”的折磨。甚至在主導全球化過程的發達國家當中，日本在創造了東亞增長奇跡之后在20世紀90年代步入了“失去的十年”，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又變成了“失去的20年”，而2008年以來美國受到世界金融危機的嚴重打擊，歐洲則在債務危機之上難以脫身。這使我們不得不思考中國做對了什麼？中國的經驗是否意味著一條“中國道路”或一種“中國模式”？

對於上述問題，學界近年來存在著諸多不同的認識和爭論，大致分為以下幾類，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做對什麼”，由於中國長期以來的改革並沒有遵循快速市場化、完全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成功只是暫時的，長期來看中國終將走入改革不徹底帶來的困境﹔一些學者承認中國的成功，但是認為這種成功只是由於引進了西方國家的經驗而取得的，本身的並沒有特殊的經驗，而要取得更大的成功則隻能在引進西方經驗的路上走得更遠﹔另一些觀點則認為中國在發展的道路上確實存在一些與眾不同的地方，這些與眾不同的地方也確實解釋或部分解釋了中國經濟的成功，但是這些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中國特有國情的產物，並不能從中總結出一些一般的經驗，而與之相類似的一些觀點認為中國的成功來自於一些具體的措施，這些措施本身是特定情境下的產物，並不能推廣到一般。也有一些學者支持“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的提法，認為中國的經驗是一種有益的和全新的探索，中國發展方面的成功來自於中國立足國情的一些全新探索，而這種探索對於已有的理論是一種創新。

“中國沒有做對什麼”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事實勝於雄辯，中國的經濟保持了三十余年的強勁增長，並且目前仍然保持著旺盛的活力，這不是任何短期效應可以解釋的，也使不可持續的觀點失去了現實的依據，中國的增長伴隨著“唱衰中國”的論調一路走來，這充分說明，這種觀點的出發點並不是活生生的現實，而是一些理論的教條。同樣，認為成功來自照搬西方經驗的理論（或者更確切的說，新自由主義理論）也不能成立，在世界范圍內，引進新自由主義的國家並不在少數，比如蘇聯、東歐、拉美和非洲，而如前所述這些地區的經濟並沒有和中國一樣發展起來﹔中國持續的增長在全世界范圍來說都是非常特別的，用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的東西來解釋非同一般個體顯然是說不通的，這是從根本上誤讀了中國的改革。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既然中國有其不同以往的經驗，那麼這些經驗是否具有一些一般的性質，值得我們去總結和探討？中國的經驗作為立足一國國情的實踐經驗，必然具有其特殊性，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經驗不具有一般性的內容，它的許多內容可以使我們對很多經濟范疇產生新的認識。因此，一個合適的論點是中國經驗是否對經濟理論有貢獻或者是否具有理論意義。接下來本文首先將從理論發展的規律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現狀角度一般性地回答中國經驗是否對於經濟學理論有貢獻。然后從市場的認識、市場與社會主義的結合、經濟發展的路徑、制度變遷的方式四個角度具體考察中國經驗對經濟學理論有哪些貢獻。最后進行一個簡單的總結。

二、中國經驗一般性的理論論証

中國的經驗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發明創造，這種模式不可避免的和中國的特殊情況聯系在一起，那是否可以從這些特殊的實踐中提取出一些一般的經驗呢？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本文將從兩個方面論証這一點。

1、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對立統一

中國模式是中國人民在解決中國的問題時所創造的模式。因此中國的經驗無可避免的與中國的實際條件結合在一起，是具有特殊性的實踐，我們不能過分拔高中國模式，中國的道路不是可以無條件應用於全世界的。但是中國經驗並不因此而失去其一般意義，一般性和特殊性是對立統一的，現實當中具有一般性意義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一般性都體現在特殊性當中，而所有的特殊性也都蘊含著一般性。理論的意義正在於從特殊性中提煉一般性。

中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實現完成工業化、走向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統一。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國家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建立一套完善和適應本國情況的市場經濟制度以及如何抓住全球化提供的機遇迎接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不論是這三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還是它們三者的統一，尋求它們的解決辦法都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所面臨的重要挑戰。問題的一般性決定了其解決方法的重要意義，對普遍性問題的特殊探索本身就是一般性的構成方式，因此中國既然在解決這個具有廣泛意義的問題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那麼其經驗也就具有了廣泛的意義。

面對這種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中國所採取的解決方法是獨特的，而這一點往往使得理論界重視其特殊性而忽視其普遍性。但是，中國的方法的獨特性首先在於其實踐的新穎性，這種獨特不是源於其不可復制而在於其前所未有，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道路將會為我們在解決工業化、市場化和全球化問題方面提供全新的因而是一般性的認識。

其次，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經驗是作為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反面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強調普適價值，認為全世界隻存在一種普遍的和最有的模式，即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而中國模式則強調了不同國家和民族特殊的發展道路的重要性，並且和其它國家的發展模式並列在一起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反例。作為新自由主義和其背后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邏輯的反例正好體現了中國模式的一般性，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試圖構建一個對於世界現狀和發展的一般理論，而反証則這種理論，指出其缺陷本身就是具有一般而深刻的理論意義。

也有的理論注重中國在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所依賴的一些特殊的初始條件。例如，關注革命傳統和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政治遺產對於改革過程中政府行為和理念的影響以及改革過程中穩定的社會環境，關注中國土地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分散的經濟狀態減小了改革的阻力等等。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提供兩個不同角度的理解，一是一些特殊的初始條件並不是源於中國是特殊的，而源於中國是社會主義的，革命的傳統和改革開放前的政治遺產很多是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在尋求建立和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所留下的，而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一方面繼承了改革前很多積極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保証了長期的穩定，這正是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二是盡管中國的改革路徑確實與其初始條件息息相關，但是對於中國改革具有正面作用的初始條件有一些是可以認為創造的，例如前文提到的土地制度和分散的經濟狀態，這對於改革開放而言是一個前提，但是放在整個新中國歷史中考察，這正是一種人為的創造，而既然是一種可以創造的前提，那就不是特殊的，而蘊含了一些可以為其他國家所借鑒的經驗。

2、新古典理論無法作為一般的框架而存在

當前理論界存在一種觀點，認為世界上的經濟學隻有一種，即西方的主流經濟學﹔而與此相適應，也存在一種普遍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國的經驗必須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框架內得到解釋，但事與願違，中國的經驗在很多方面與西方主流的或者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內容和政策含義相沖突，因此為了能夠把中國的經驗納入西方主流的框架之內，就隻能將中國的成功歸因於一些偶然的例外。這種觀點試圖從兩個角度否定了中國模式的理論意義，一是西方主流的經濟學是普適的，因此中國要做的就是貫徹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內容，那麼中國特殊的實踐就失去了意義﹔二是沒有貫徹西方主流經濟學得來的成功隻能來自於偶然的機會，也就不能為其他國家提供借鑒。

但是，這種觀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理論的發展來自現實和理論的互相作用，用理論否定實踐是頭腳倒立的﹔而且，新古典經濟學也不是經濟學中的唯一理論，它只是紛繁復雜的經濟學體系中的一個流派，理論的繁榮是不同國家和不同階級的人根據他們自身特殊的環境經驗和知識背景提出的不同思想理論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的結果。

而且，新古典理論的解釋力存疑的。新古典理論一直以來存在著一種“削足適履”的傾向。這一理論首先是沒有歷史的，在其理論框架當中，市場是永恆而不是歷史的，因此市場從何而來，又將向何處在這理論中沒有得到展現，市場經濟所經歷的不同階段也沒有得到反應，根據羅斯托的理論，新古典的框架實際上僅僅反映了進入大眾消費階段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也正因如此，對於謀求建立市場經濟和實現國家起飛的中國來說，這種理論的解釋力就是不足的。其次，這一理論也沒有結構，在這一理論當中市場都可以用類似的方式刻畫，市場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地區之間的差異和聯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對於具有復雜分工體系和廣泛的區域差別的中國，這種理論過於抽象了。再次，這種理論中的制度過於簡化，很難反映制度應有的作用，新古典理論中制度失去了其具體性以及與政治、文化的廣泛聯系，因此往往難以理解制度變革的真正意義。新古典理論在最根本上對人的理解是貧乏的，人是復雜的，動機是多樣的，從復雜的人出發才可以理解復雜的社會，而不是像新古典理論那樣從簡單的人去虛構一個不存在的世界。

馬克思認為研究社會經濟的運動規律，不同社會內部的具體內容和它們之間的差別要比高度抽象的共性重要，西方主流的理論恰恰過於重視這種共性，從而引起一種“什麼都解釋得了，也什麼都解釋不了”的狀況這一點剛好反映在前文提到的新古典理論將中國經驗視為特例的態度上，畢竟特例越多理論越空洞。因此作為“特例”的中國經驗正反映了一種豐富的理論內涵。

如前文所述，每一種理論都有受其環境的影響，而社會科學又不可避免的會帶有某些價值判斷，因此西方主流經濟學也具有某種西方中心論的色彩。以發展經濟學為例，發展經濟學產生以來，其理論的中心在於如何復制西方所走過的資本積累的過程，而沒有對自身所走過的道路進行反思，並且盡管一切國家的經濟都處在變化和發展之中，西方發達國家卻並不認為有研究自身的發展經濟學的必要。

綜上所述，從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對立統一來說，中國經驗對於經濟學理論存在貢獻是可能的，而從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現狀來看，總結中國經驗對於經濟學理論的貢獻更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