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經濟發展的路徑問題

關於如何實現一國從貧窮到富裕的發展這一問題，經濟學有很多種理論給出了自己的解答。一部分理論強調市場的作用，該理論認為發展是資源配置問題，市場是最優的資源配置機制，那麼要實現發展，就要在一國建成一個完善的市場，從而逐步使得資源得到最有效地利用，因此，這種理論給出的政策建議也是圍繞市場展開的，價格是配置資源的中心環節，因此要消除價格的扭曲，減少政府的人為干預，而且隻靠一國市場是不能完成世界范圍內的資源最優配置，無法實現比較優勢，因此還要實現有效的對外開放。另一種理論強調各個生產要素的作用，貧窮的國家之所以貧窮在於它的要素質量和數量問題，一方面是物質資本的匱乏，另一方面是人力資本質量的低下，因此要實現發展就要依靠外部手段增加要素的數量和改進要素的質量，在物質資本方面是依靠外部的推動和政府的政策，在人力資本方面是依靠教育。還有一種理論仿佛是觸及了發展的深層次問題，這一理論認為制度在發展中是最重要的，優秀的制度可以保護產權、合理利用資源、分擔風險和激勵創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理論往往使用歷史、文化和環境解釋制度起源。

但是根據李稻葵的觀察，以上諸種理論都難以很好的解釋中國崛起的現實，中國經濟發展起步階段價格受到計劃的強大影響，各種市場也沒有完全向世界開放﹔中國的要素存在多方面的問題，尤其是教育體制的改革仍然沒有完成，並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的需要﹔制度的設計也並不完全是按照保護產權、分擔風險和激勵創新的方式來設計的。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已有的關於發展的理論往往是從一個先驗的理論框架出發去尋找對應的現實，理論框架的偏差往往會帶來對事實解讀的偏差。從這樣的理論框架出發去理解現實往往需要裁減現實。比如歷史上一些產權制度好的國家確實發展起來了，但是並不是所有產權制度好的國家都發展起來了，也不是產權制度不好的國家都沒發展起來。教育的問題也是如此，教育發達和國家發展往往是相伴而生的，但是到底是產業結構的升級帶來了教育結構的升級還是教育結構的升級帶來產業結構的升級這恐怕存在很大討論的余地。畢竟現實是紛繁復雜的，一個理論並不難從這些復雜的現實中找到一些支持。

既然已有的框架在解釋中國的發展上有些乏力，那該如何總結中國在發展中正確的做法呢？李稻葵將之總結為實行有效的改革，在改革中不斷打破經濟發展的瓶頸，在這一過程中不排斥任何過渡性的安排。在國際上也有類似的觀點，雷默認為中國模式的核心之一就是足夠的“靈活性”，不相信不同問題可以採用類似的辦法。這種對於不斷改革和“靈活性”的認同包含了更為深刻內容，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

與發展相關的制度具有整體性。市場經濟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但是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要依靠國家的保障，市場經濟背后也隱藏了產權的規則，產權的規則也與政府的政策、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歷史文化背景有關。這一整套制度當中姑且不論是否存在一個核心的制度，至少並不是搞好了其中一個核心的內容其它就可以自動達到最優。制度的相互作用是復雜的，並不存在一套唯一的最優的制度，制度之間也存在著權衡取舍，實現發展的路徑並不隻有一條。況且學習一套“好”的制度，如果其中個別制度做不到，得到的可能不是“比較好”的制度，而是“非常差”的制度，最優的微調並不是次優，這是最優化原理告訴我們的一個簡單道理。因此面對這種復雜性，就必須要依靠不斷的改革使得制度能夠最大程度上的協調起來。

發展的路徑是動態的。發展並不是一個解決了初始條件就可以實現的結果，一國經濟不是永動機，可以憑借初始動力運轉下去。很多問題在發展中得到了解決，但是解決了這些問題也會造成很多新的問題，辯証的看到這一發展歷程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曾經給我們帶來了重要的實惠，但是隨著經濟的增長，再依靠這種產業結構將抑制我們的發展，產業結構升級就成為重要的課題。因此，“靈活性”和不斷的改革實際上正是在動態的過程中為經濟增長提供保証的基本途徑。

發展的宿命論是蒼白的。很多解釋發展的理論尤其是以制度為中心的理論往往存在一種宿命論的傾向，這種理論喜歡將歷史上已經無法改變的事件作為制度的起點，如富有盛名的關於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差別對於產權保護影響的研究，以及殖民者帶來的不同的制度對於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影響等等。這種宿命論在解釋非洲的“增長悲劇”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非洲二三十年來的增長悲劇來自“資源的詛咒”、“不穩定的地緣政治”、“文化中反經濟發展的因素”等等，但是正如張夏准所指出的那樣，非洲的那些“悲劇因素”是長期以來沒有變化的，那麼為什麼非洲在近幾十年才陷入這種“悲劇”之中呢？這種宿命論實際上是為新自由主義推行帶來的惡果的赤裸裸的辯護。

經濟發展是人的活動，是主觀能動性的體現，世界上並不存在“被詛咒了的國家”，隻要從實際出發，在不同的階段消除或減弱那些負面因素的作用，就可以踏入增長的軌道，這是中國經驗所說明的重要道理。不斷改革正是體現了對人主觀能動性的重視，歷史是人創造的，歷史上的問題可以通過歷史來解決。

不斷改革是中國發展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但它背后也蘊含了更為深刻的問題。改革來自人的主觀活動，那改革的主體是誰？改革何以能夠實現？這正是制度變遷中所隱含的重要理論內容，也正是中國經驗帶給我們的另一個理論貢獻。

4、制度變遷：演進與建構

改革主體和改革路徑的問題可以歸結為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爭論，即制度變遷是演進的還是建構的。根據演進主義的觀點，社會是復雜的，知識是多樣的，信息是分散的，而人的認識能力卻是有限的，因此預先構想一個變革目標並加以實施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制度的變遷的主體隻能是分散的個體。而根據建構主義的觀點，制度是可知、可控的，人們完全有能力去設計一種社會制度並加以實施，因此制度變遷的主體可以是國家。

關於制度變遷的這一爭論也以另外一種面貌反映在社會主義運動過程中。社會主義運動中一直存在著手段和目的的爭論。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主義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人們無法形成對於社會主義的深入認識，但是如果沒有深入的認識，人們又憑借什麼去實現社會主義呢？實現社會主義手段和目的在這裡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教條主義以經典理論為一切依據，強調目的更為重要﹔機會主義則認為運動是一切，手段更為重要。

理論上的爭論也反映在如何看待中國的改革路徑上。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的制度變遷是演進主義的極佳范例，他們通常強調中國重視群眾的創造，變革往往通過允許不同的主體大膽試驗，然后對成功的試驗加以追認的方式，農村聯產承包、鄉鎮企業乃至國有企業改革等等都是如此。而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中國的制度帶有明顯的建構特征，他們則強調了。。。看到黨和國家在推動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黨和國家是改革的重要推力，另一方面大的目標、方針、政策也都來自於黨和國家。

那麼，中國制度變遷應該以何種方式得到理解呢？這種制度變遷即應完全按照演進主義也不應按照建構主義來解釋，而應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的觀點來理解。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目的和手段統一於實踐，實踐中手段以目的為轉移，但是目的也在手段的實施過程中發生變化，二者共同解釋了制度的變遷。而中國貌似矛盾的表象背后正是反映了這樣一種規律，這種演進和建構的統一通過思想認識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制度設計上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兩個方面貫穿於中國改革的過程中。從目的上來說，中國的改革受到憲法制度的約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這個大的前提下，手段可以是豐富的，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嘗試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中國在實踐中不斷深入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從而不斷建立改革的具體目標，在這些具體目標之下，又嘗試不同的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的內容，並在這種嘗試中進一步豐富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中國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實踐正體現了發展社會主義手段和目的的統一。

四、簡短的結論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種全新的獨特的實踐，中國的經驗不僅可能也應該為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做出一些貢獻。中國經驗對經濟學理論的貢獻可以歸結為，市場具有整體性、歷史性和具體性﹔公有制的問題並不一定都來自所有制，它可以通過產權結構上的改革成功的與市場結合，這種結合可以帶來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效率﹔國家在市場中的作用並不存在簡單的評價標准，市場是手段不是目的，國家也可以並且應該直接干預資源的配置，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中國家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發展的路徑是動態的，體現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發展需要在不斷改革中實現一整套制度的最優配置。制度變遷的路徑是建構和演進的統一，目標和手段的統一。

這裡值得說明的一點是，中國的實踐中存在很多問題，包括收入分配不合理、資源環境方面問題突出等等，這些問題是我們不能忽視的，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對於中國的經驗進行積極的肯定，中國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發展中的問題要依靠發展來解決，因此我們更應該提煉和總結實踐中正確的內容加以堅持，在改革中改正問題。

“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 中國的幾十年來偉大實踐為中國經濟學提供了豐富的思想來源，也為中國經濟學提出重要的課題。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實踐還在不斷繼續，中國經驗還處在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中，其理論意義也將隨時間進一步凸顯出來，它的發展必將不斷增強中國經濟學的理論自信。

來源：本文原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