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經驗與經濟學理論的創新

在這一部分我們將討論中國的實踐在哪些方面為經濟學理論提供了創新的可能。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的實踐帶來了很多理論上新的提法，其中一部分是對於一些已有的但是長期沒有受到重視的理論的回歸，如重新重視生產力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基礎性作用，這在理論方面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新的觀點和理論。但是在這裡由於主題和篇幅所限我們更多的探討中國經驗給經濟理論帶來的全新的內容。

研究中國的發展經驗的文章汗牛充棟，中國經驗帶給經濟學的新觀點正是由這些研究逐步發現和積累起來的，本文所要做的是將這些觀點提煉和總結起來，使各個具體的論述能夠形成一個清晰的輪廓，並且對這些觀點加以適當的引申，得出一些新的有益的結論。

1、對於市場經濟的認識

市場經濟是什麼，這對於要不要走向市場經濟，如何走向市場經濟是首當其沖的重大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不同的理論給出了許多並不相同的答案。根據新古典的理論經濟的問題在於配置資源，市場是配置資源的一種方式，在這種方式之中價格起著核心的作用，因此市場的根本問題就在於“管住貨幣，放開價格”﹔而演進主義則認為，市場並不是資源配置的機構，而是自發建立的實現信息交流的一種機制﹔新制度經濟學則更加側重考慮市場背后產權制度的重要性，市場中更為根本的問題是有效的產權。隨著理論爭論的展開和改革實踐的深入，我們逐漸了解到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並不能用一些簡單的、程式化的方式來理解，過度抽象的概括帶來的是空洞的認識，市場經濟是具有整體性、歷史性和具體性的一套制度，市場經濟看上去是以價格為核心的資源配置機制，但是價格機制的背后是產權制度，產權制度的背后又是要素市場、法律制度等因素，同時作為一個社會中基礎的經濟制度，它又要求一系列意識形態、文化、政治制度與之相適應，而所有這些因素最終歸結起來都要以社會生產力為基礎。因此不能將市場經濟理解為其自身的某一個環節而應該把它看作一個整體，市場化改革也就不是某種可以一蹴而就的活動，而是涉及整個社會的深刻變革。同時，市場經濟作為一種以社會生產力為基礎同時又與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廣泛聯系的制度就必然隨著歷史環境和制度環境的不同，市場經濟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同時又在不同的國家內展現出不同的面貌，因此對於市場經濟的分析必須從其歷史性和具體性出發，中國所處的歷史環境和社會制度不同，其市場經濟的實踐就不同。

中國的實踐不僅促成了對於市場經濟整體上的認識，同時還加深了我們對於其內部結構和運行機制的理解。新古典認為不同類型的市場在描述方式上是類似的，都可以用兩條曲線和一個均衡來進行刻畫，而整個市場體系的動態實際上是一個一般均衡問題，那麼市場化的改革和價格的放開也就自然是“休克療法”這種快速、便捷的方法所能夠達到的，而逐步放開價格則會對價格造成極度的扭曲。但是現實卻正好相反，恰恰是“休克療法”破壞了蘇聯東歐國家的資源配置機制，通貨膨脹和價格扭曲導致了經濟災難，而中國幾十年的努力則逐步使中國經濟成功引入市場來配置資源。這種現實與理論的反差恰恰來自於新古典理論對於市場內部結構理解的偏差，如陳平指出的那樣，不同市場之間十分不同的，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帶來了復雜的迂回生產，這就使得不同類型的市場對於整個經濟的影響並不一樣，它們之間的聯系也是十分復雜的，而且加上產品的生產周期差異很大，使得各個市場的價格動態也大不相同，因此簡單化的價格理論和政策隻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根據不同市場的實際，逐步有選擇和順序地放開才是可以穩定價格的政策。

一直以來，空間上的不對稱性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重要特征，而經濟學對於這一重要特征的理論刻畫則比較乏力。西方主流經濟學一直試圖在其理論框架內引入空間，但是總體來看成效並不顯著，空間不可能性定理的出現部分的說明了這一點，對於市場經濟背后社會生產力的忽視是其重要的原因。在中國，一個突出的事實是區域間生產力水平的不平衡，因此，在進行市場化改革和制定調控市場的政策的時候就不能不考慮這一點，這也提醒我們即使在一國之內，市場制度也可能存在許多巨大的不同並且會給市場經濟內部結構帶來更大的復雜性，因此這種不同不能在研究一國國民經濟的時候加以舍象，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一刀切”式的總量政策的效果也是存疑的。

2、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黨的十四大所確立的改革目標，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是復雜而艱巨的任務，改革過程中黨和國家在使社會主義的諸多因素和市場經濟成功結合方面做出了許多重要的努力。本文想對其中兩個方面，即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結合以及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進行一些討論。

（1）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結合

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結合在理論上存在許多難點，無論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是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理論，都否認這二者能夠實現有效率的結合。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商品貨幣的理論出發，認為市場經濟背后的機制必然是私有制，要堅持公有制就難以引入市場經濟﹔新古典理論則認為在市場中公有制存在著預算軟約束問題、委托代理問題和治理搭便車問題，這意味著在市場中必然是沒有效率的，要堅持市場經濟就要私有化。但是，我國的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基礎，市場經濟又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因此我們必須要突破傳統理論的束縛，實現二者的統一。時至今日，我國已經初步建成了有效的市場經濟體系，而國有企業的效率也度過了九十年代的低谷，在宏觀上和微觀上均呈現了較高的效率，公有制顯示出其不可替代的優越性。而與此同時，關於公有制和市場經濟關系的理論也逐步發展，為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

重新認識產權。我國理論界首先認識到產權是一個復雜的現象，而不是一個可以直接分析的單位，產權內部是一組而不是一個權利，包含著所有權、經營權、收益權和處分權等多方面內容，這些權利代表著對應著不同的理論問題乃至分析層次，因此產權的改革也就不是要麼國家一管到底要麼全盤私有化這種非此即彼的關系，所有權、經營權等一系列權利的配置在企業和國家甚至職工之間可以呈現出不同的組合，私有化和舊的國有經濟管理體制之間也就存在著很多種可能性﹔產權所對應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激勵和剩余索取權那麼簡單，產權體系要實現分工的技術上的合理性，保持社會關系的再生產，對不確定性和風險做出適當的反應，適應人目的和行為的多樣性等等。因此產權的不同組合在不同的情境下就會呈現不同的效率﹔例如根據發達國家的實踐和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大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是可行的也是普遍的，這種分離並不能作為指責公有制效率低下的依據。

從這些認識出發，我國在城市中對國有經濟實現了政企分離，對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造並建立現代公司管理制度，實現了國有企業經營管理體制的轉變。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將經營權下放到農戶，這既保証了農民的積極性，又是的可以在適當的條件下發揮集體所有制的規模效益，並且保証了農村土地制度的穩定性和經濟水平的保障。

不僅如此，中國還探索出大量新穎的企業所有制形式，如高科技領域的校辦企業和農村的鄉鎮企業。這兩種企業的共同點是復雜而模糊的產權形式，校辦企業與中國特有的事業單位體制緊密聯系，而鄉鎮企業則與農村集體所有制和地方政府行為緊密聯系，但是這二者在其都充分利用了其整合資源和規避風險的優勢。在相當一個時期具有較高的效率，校辦企業在培育中國高科技產業方面的作用舉足輕重，而鄉鎮企業則開創了農村工業化的全新路徑。這充分駁斥了了新古典理論中產權越具體越好的教條。

重新定義效率。西方主流的理論認為企業是否具有效率的主要評價指標是看其是獲得利潤率的高低。但是這種衡量標准存在很多問題，第一，利潤率可以有效衡量企業效率的指標其前提是處於完全競爭的理想市場之中，而這種理想市場現實當中基本上是找不到的。效率本身可以存在多種定義的方法第二，即使在完全競爭的理想市場當中，利潤率也僅僅反映了企業個體在微觀上和靜態上的效率，因為它無法反映企業在技術創新和宏觀層面的貢獻。宏觀經濟的平穩，產業結構的升級，資源環境的保護這些內容遠要比單個企業利潤的高低重要。

在我國的實踐中，在國企改革過程中沒有拘泥於利潤這一指標，而是將國有企業的效率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下進行考察，重視不同行業的企業所處的不同市場環境，同時不僅考慮國有企業在微觀上的效率，同時也重視其在宏觀調控、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充分發揮國有企業的宏觀和動態效率優勢。

重視國有企業問題的復雜性。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一個復雜的現象，國有企業的問題也有很多根源，這些根源當中有一些是國企改革中比較中心的問題，如強化競爭、建立健全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等，這些問題在大多數國企的改革當中都是重要的﹔但是在此之外也有很多其他因素造成了國有企業的困境，包括人事、行業前景、技術水平、政策因素、所在區位等等，這些因素同樣是不容忽視的，國有企業的問題不都來自其自身，也有很多其他外部條件，因此在評價國有企業的狀況時，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扣在所有制問題上，改革時除了解決國有企業中心環節的問題，這些方面的問題也必須得到解決，因此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搞一刀切，也是中國在國企改革中重要的經驗。

另外，中國對於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份額也採取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公有制經濟佔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是我國對於公有制經濟定位的基本看法，但是在改革過程中一個具體的問題是到底如何衡量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對於這一點，張宇指出，公有制本身到底應佔有何種比例並不具有嚴格的界限，它取決於社會化生產的程度。公有制的最優比例本身並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因變量，並且是一個較為寬泛的區間，因此中國一直以來對於公有制所佔比例的波動採取一個務實的態度。

（2）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個重大的問題就在於如何定位國家在市場經濟中應當扮演的角色。在國內外探討中國模式優越性的文獻中，多數都提到了國家對於經濟的掌控力。而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家的作用，一個流行的說法是國家對市場進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但是，正如張宇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樣，宏觀調控並不能概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家的定位，這是因為：第一，不僅我國有宏觀調控，其他國家也有宏觀調控，這一提法無法展示我們和其他國家政府定位的區別。第二，它忽視了國家很多重要的職能，中國國家對經濟的調控並不僅僅限於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而且也包括了大量的地區性政策、行業性政策、資源和土地控制、金融管制等等，而這些隻能對於中國維持經濟發展和穩定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第三，有強調國家定位中的社會主義因素，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持效率和公平兼顧等等並沒有被體現。因此我們並不能將中國實踐中對於國家定位的創新簡單歸結為宏觀調控。那麼如何概括市場經濟中國家作用的創新呢？根本的一點是從市場的整體性和歷史性去理解政府的定位，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

務實的評判政府職能。經濟學界對於政府規模的大小和職能的范圍一直存在爭論，主張小政府的強調市場機制對於資源配置的重要性和政府多方面的無效率，而主張大政府的則強調市場的失靈。但是中國的實踐給這個爭論提供了一種不同視角的解答。對於政府職能的評判而言“大小”並不是一個合適的指標，針對本國市場中的問題實現有效的干預、實現本國的經濟發展的能力才是衡量政府的合適標准。中國的政府規模從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來說在國際上處於中等水平，比宣揚新自由主義的美國要小很多，比很多發展中國家也要小，但是無可否認的是，中國對於本國經濟的干預是比較有力的，這種能力並不來源於其“體量”，而來源於其所掌握的手段和實施政策的能力。

國家主導經濟的發展。務實的評判標准背后的一個基本看法是，市場經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發展市場經濟是為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和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既然市場不是目的，那麼政府的活動也就不能以市場為目的，所以政府和市場也就都可以關注資源的配置。因此，與維護市場運行的國家隻關注市場運行和總量平衡不同，中國的政府發展出了較為豐富的調控經濟的手段，包括產業政策，區域政策，對國有企業的運行和管理，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系統的調控等等。而這些手段在行業和地區間差異較大的現實下，更凸顯其重要的意義。

重視國家在發展和轉型中的特殊意義。如前文所述，市場是具有歷史性和具體性的。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國家是活生生的現實，而這種現實也賦予了國家特殊的職能。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內部和外部的雙重壓力，既不願意也不可能復制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市場自己並不能解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資本和技術的短缺、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其它各種各樣制約發展的因素，因此在很多情況下，必須依賴一種“趕超戰略”，這就要求國家通過一定的手段來配置資源到關鍵性的部門，或實行一些人為的管制。轉型國家在塑造市場的過程中的作用同樣不可或缺的，作為制度的巨大變革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控制改革的進程和防范可能帶來的風險后果是十分嚴重的，蘇聯和東歐改革中無政府主義的亂象正說明了這一點。社會是復雜的，政府的作用有時並不在於做出合適的決策，而在於使我們在面對無限多樣的世界時減少可能的選擇，從而使有限理性可以得到可以接受的結果。政府的許多控制類似於細胞的細胞膜，細胞膜是在非均衡狀態下維持生物體存活的重要保証，這是在均衡框架下根本觀察不到的內容。發展和轉型過程是一個復雜和充滿矛盾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唯有強有力的政府能夠保持經濟處於正常的軌道並防范意外的風險。

總的來說，實現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其中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是拋棄一種靜態的最優觀念，在這種觀念下，將存在一套完全合理的制度，不斷追求和完善它是我們的目標，而它的運行能夠對於社會經濟生活提供一種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現實早已告訴我們這是不可能的，社會結構的復雜性決定了任何制度的結合都不能被設計成無縫的接合，在動態中不斷磨合制度，注意它們的歷史性才是現實的做法。評價一套制度的方法不在於其完美性，而在於其發展性，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提供了一種發展社會主義的可能途徑，從這一點上更可能理解中國在引入市場經濟方面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