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鐘敬文，在狹窄的書房裡完成了最后的思考和寫作。

鐘敬文（左）與啟功。

求學扶桑

逆境奮起困厄不改志向

遭逢困厄不改志，堅毅苦學成大器，這濃縮在民俗學大師鐘敬文的學術路上。1928年，一心沉浸在民俗學研究的鐘敬文卻招來橫禍。學校保守勢力借口他經手付印的《吳歌乙集》摻雜“猥褻”內容，解除了他中山大學的教職。

蒙此不白之冤，鐘敬文並未就此消沉。“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闖將劉大白得知后，慨然相助，將其介紹到杭州工作。經此一劫，鐘敬文守得雲開見月明，迎來學術事業第一個黃金時期。

西子湖畔的美景勾起鐘敬文的詩人情懷，他筆下文思泉涌，大量優美散文小品揮然而就。1929年和1930年先后出版《西湖漫拾》與《湖上散記》，文辭靜默、意蘊深遠，在文壇成為閃亮新人。其散文成就，收錄在其后由郁達夫編著的《新聞學大系·散文二集》（1936年）中，被譽為“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的后武”。與筆下綿綿不絕的詩文同時噴薄而出的，還有鐘敬文對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理論研究的更上層樓。

1930年春，鐘敬文與錢南揚、婁子匡、江紹原等人發起，在杭州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鐘敬文在學術上迅速成長為棟梁之材，組織編印了《民間》（月刊）、《民俗學集鐫》及民俗學叢書。他還致力於民間文學的搜集研究，寫下了多篇民間文學的研究文章。一時間杭州成為繼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學研究重鎮。及至多年后，分隔台灣的民俗學會還一直尊杭州的中國民俗學會一脈為國內民俗學濫觴。

1934年，為進一步深造民俗學、文化學，他拋下教鞭，攜夫人陳秋帆東渡日本求學。在早稻田大學進修的兩年時間裡，正是日本民俗學確立的重要時期。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創辦了鄉土研究所，發表了“日本第一部民俗學概論”，鐘敬文眼界大開，如飢似渴學習日本和歐洲民俗學、文化學的相關理論。在跟著名神話學家西村真次學習神話學期間，鐘敬文在當地的《民族學研究》、《民俗學》月刊等學術雜志發表了多種關於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的論著。此外，他向國內學術界發表譯著文章17篇，涉及日本民俗學發展、俄羅斯民謠、朝鮮產育迷信、法國民俗學等方面內容。

求學扶桑，讓鐘敬文在民族學、民俗學、原始社會史和文化史等幾個領域鑽研下去，成為其日后學術思想的幾塊基石。留學末期，他深思熟慮后寫出《民間文藝學的建設》這篇重要的學術文章，首次向國內學界提出了“民間文藝學”這個全新學科概念，為建設中國自己的民俗學學科體系作出了特殊貢獻。

“時危抉筆赴軍門，慷慨為文氣薄雲。”在那個戰亂頻仍的年代，鐘敬文沒有做一個躲在書齋的學者。1936年回國后不久抗日戰爭局勢嚴峻，此后動蕩的十余年，他不得不暫停學術研究，挾筆從戎投身抗戰文藝創作，創作戰地報告文學、編輯《新軍》雜志。他陸續結識朱自清、喬冠華、柳亞子、葉聖陶、郭沫若、秦牧等文化名人，以如沸豪情創作文章支持抗戰。

在時代漩渦裡，鐘敬文逐漸放棄了可以迅速成名的文學創作，毅然走向“冷門”的民俗學研究，他清醒地為自己的人生和事業選擇了一個終身的方向——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歷千辛而不輟，嘗萬苦而自甘。鐘敬文對人生和事業的選擇，表現出一種“殉道精神”。他曾說：“寫散文，我不寫，還有別人﹔民俗學，我不搞，就很少有人堅持下去。”

“移山追日君莫笑，頑石難消一顆心”。老友俞伯平曾贈詩鐘敬文，對他身上這種對學術走火入魔般的痴情感佩稱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