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五：關於凝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如何凝練出簡明扼要、便於傳播踐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2012年思想理論界討論的熱點問題。黨的十八大召開前，雖然理論界關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表述沒有達成共識，但這種研究和討論取得了積極成果。即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不等同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而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凝練和概括﹔在當前，凝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但概括出能夠得到廣泛認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

黨的十八大從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高度，深刻論述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要意義與戰略要求，並強調“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些論述清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理論探索新成果，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指明了方向。

在討論中，也存在一些不良傾向。有學者反映，近來在一些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文章中，有人借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要“簡單、清晰、明了”，要用幾句語錄式的話來表達，於是離開中央確定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容，從孔夫子的語錄中或者西方鼓吹的“普世價值”中搬來一些概念，廣為宣傳。有人甚至公開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表述要“同世界接軌”，讓西方也能接受。學者們指出，這種概括，勢必把人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學習引入誤區。在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時，我們始終要牢牢把握兩點：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性質﹔二是建設和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的。

熱點六：關於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70周年

2012年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5月23日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座談會，社會各界尤其是思想理論界、文化藝術界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學者們認為，講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文藝實踐創造性地結合起來，是我們黨領導文藝事業的經典文獻，講話提出“文藝為人民大眾”的觀點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和指導作用。

但是，在討論中也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在文藝“為什麼”的討論中，仍有人認為或強調文藝什麼也不為，或強調為自己，或強調為藝術，而強調為了高遠理想、為了普羅大眾，只是救亡圖存的革命時期的斗爭需要。有人認為，現在時代不同了，人們對於文藝的需求更多是出於審美、娛樂、消費。對此，有學者指出，雖然時代背景、社會環境、現實狀況不同了，但文藝引領時代發展、追求美好生活、完善精神品格的功能並沒有改變。二是在文藝如何為人民服務問題的討論中，有學者反映，在當前的有些文藝創作中存在著某些低俗、媚俗、庸俗傾向，有的作品缺乏熱情，缺乏愛憎，沒有臧否，沒有教益，完全背離了文藝創作的宗旨，其消極影響不容忽視。對此，有學者指出，文化有高雅、低俗之分，道德有善惡、美丑之別，問題的關鍵在於是否抓住了文藝如何為人民的本質，是否真正堅持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熱點七：關於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

2012年是雷鋒犧牲50周年。“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採取措施推動學習活動常態化”，是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作出的一項重要部署。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全國各地各行業開展了一系列豐富多彩、內容廣泛的學雷鋒活動，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思想理論界積極響應中央號召，深入解讀雷鋒精神的豐富內涵，有力推動了學雷鋒活動的深入開展。

在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的討論中，也出現了不良言論和傾向，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借否定雷鋒精神來否定學雷鋒活動。有的人質疑或否認雷鋒其人其事的真實性，有人肆意歪曲雷鋒精神，將雷鋒精神污名化。還有人稱，雷鋒所謂的“共產主義的忠誠”，是一種“愚忠”。這些錯誤觀點和言論，其結論就是認為雷鋒精神並不值得學習和頌揚。二是繼續鼓吹“雷鋒精神過時”論。認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隻適合於物質匱乏、經濟落后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而今天我們實行的是強調物質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雷鋒精神顯然與市場經濟的要求背道而馳。

事實上，“雷鋒精神過時了”的聲音，自改革開放以來就不絕於耳。對於貶議雷鋒、否定雷鋒精神的種種錯誤言論和觀點，思想理論界以深入的正面解讀給予有力回應。學者們認為，新形勢下大力弘揚雷鋒精神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並不相互排斥，二者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是深入發展，越是需要我們牢固地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培養高尚的職業道德。學者們分析指出，任何一個社會都應倡導某些價值觀，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最生動、最鮮活、最具有說服力的載體，來解決傳播力的問題。雷鋒精神所倡揚的價值觀和道德品質，能夠匡正道德失范，能夠激發人們對真、善、美的追求，能夠增進社會道德認同。這正是雷鋒精神的時代價值所在，也是雷鋒精神的永久生命力所在。

熱點八：關於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2012年10月11日，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文學界、理論界圍繞莫言獲獎展開積極討論，普遍高度肯定其意義，但其中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

一是否定或扭曲莫言獲獎的文學意義。部分人對莫言獲獎持否定態度，認為莫言不能代表中國文學或者說中國現實文學的最高水准，並由此對莫言獲獎展開了種種推測。一些人認為，莫言獲獎是因為迎合了西方人窺探中國社會或者中國人性的某種口味。還有人指出，莫言是一個站在現代啟蒙文化、現代白話文創作廢墟上的一位作家，他顯示的可能是漢語作為方言而不是作為普通話的勝利。對此，一些專家指出，莫言獲獎是文學界的一件喜事，表明世界對中國文學的認可，我們更應該關注它對於推動中國文學進步的積極意義。

二是生硬搬弄莫言獲獎的政治意味。一些人不遺余力地挖掘莫言獲獎背后的政治意味。其矛頭所指，就是文學或者文化與體制的關系、與政治的關系，政治能不能干涉文學，還是文學本身就是“體制化”、“政治化”的反映。一些人認為文學不能脫離政治而存在，莫言作品的無意識形態特征及其言行恰恰體現了文學對政治的妥協。有些人甚至批評莫言在這方面有雙重人格，說莫言自己聲稱不應該用政治干涉文學，而他抄寫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恰恰是主張用政治干涉文學的。

三是盲目“消費莫言”。伴隨著文學意義上的爭論，洶涌而來的就是急於“消費莫言”的商業化傾向。從莫言獲獎到現在，高密紅高粱火了，商標“莫言醉”火了，莫言舊居火了。對此，有學者指出，這種“消費名人”的社會現象，包含著眾多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心理，更是當前社會發展和時代嬗變形勢下的一種表層映射。如果一個讓國人引以為傲的作家的文字，不能觸動大多數國人的心靈，不能成為某種文化和價值的認同，那麼，莫言獲獎帶給國人的驕傲，或只是一場虛榮的狂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