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調整 贏得主動　　
　　牢牢把握戰略機遇期，核心是贏得處理國際事務的主動權。十八大報告強調，“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所謂主動權，就是不依靠外力而按照自己意志行動的優勢地位，把握戰略主動權意味著從全局出發，搶佔戰略先機，因利而制權，以達到駕馭全局，后發先至，變被動為主動。環顧世界，中國要想維護和鞏固戰略機遇期，贏得處理國際事務的主動權，必須搶佔以下四個領域的戰略先機。
　　一是全球金融危機和新科技革命帶來的世界經濟和全球產業結構的重組。
　　近代以來的世界經濟發展歷程中，幾乎每一次大的經濟危機之后，都會伴隨著一場以“劇烈的生產方式變革和產業結構調整”為主要特征的科技革命，蘊育著科學技術的革命性突破。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新一輪的科技革命競爭已經開始了，我們正處於新科技革命和新產業革命的前夜。美國趨勢學家杰裡米?裡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中認為，建立在互聯網和新能源相結合基礎上的革命即將到來，它將是人類文明史上繼技術革命之后科技領域裡的又一次重大飛躍，它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必將帶來在新材料、新能源、信息產業等產業的革命。
　　目前，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已紛紛提出了經濟刺激計劃，其共同特點就是大幅度增加了科技投入，著力培育以清潔能源與資源、太空探測、信息技術、先進材料、農業、人口健康、物聯網等技術為主導的新一代主導產業，努力搶佔未來科技和經濟競爭的戰略制高點。面對激烈的大國競爭，中國政府和企業必須增強戰略機遇意識，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歷史機遇，積極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走出一條綠色、智能、普惠、可持續的發展道路。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國現代化的未來方向。
　　二是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帶來的世界力量對比新格局。
　　以研究大國崛起而知名的印度裔美國學者法裡德蒠扎卡利亞出版的《后美國世界：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一書認為，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所謂的“第三次權力轉移”，包括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大國和眾多非國家行為體在內的“他者”迅速崛起，一個“后美國世界”的新國際體系呼之欲出，它必將重新規劃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藍圖。其實，這一觀點並不新穎，高盛全球經濟研究部的吉姆蒠奧尼爾在2001年發表《全球需要更好的經濟之磚》報告，從經濟表現和人口意義上來贊譽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的非凡發展表現，並很快意識到金磚機制對全球發展的意義，在2003年發布的《與金磚四國一起夢想：通向2050年之路》的報告中更加鮮明地提出了“金磚四國”后來居上並將引領全球的藍圖。
　　從力量對比來看，金磚國家代表的新興大國實力不可小覷。目前，“金磚國家”國土面積佔世界領土總面積的27%，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43%。金磚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已經佔到全球的 20%左右，而且經濟增長速度已經超過發達國家，其國際影響力日益壯大。尤其是在 G20框架內，新興大國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在世界經濟和金融機構改革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提升。多少有些超出高盛預料之外的是，被稱為“金磚”的那些國家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個個經濟發展表現不凡，並很快促成了“金磚國家”峰會和一系列多層次的對話與合作機制，並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毫不費力地實現了從“金磚四國”（BRIC）拓展為更加完整的“金磚五國”（BRICs），並正在向著經濟、科技、社會、環境、國際制度改革等眾多縱深議題領域挺進，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正在成為中國國際戰略的重要依托，過去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主導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格局正在被打破。中國必須因勢利導，搶抓戰略機遇，積極推動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合作，維護和鞏固中國崛起的勢頭，並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牢牢把握全球治理改革的主動權和中國和平發展的主動權。
　　三是西亞北非地區的持續性動蕩帶來的歐亞戰略通道調整。
　　2011年以來，西亞北非地區爆發“阿拉伯之春”，埃及、利比亞、敘利亞、也門、沙特甚至可能是整個中東地區和阿拉伯世界，都籠罩在持續動蕩的陰影之下。西亞北非劇變表明，面對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政治結構落后的阿拉伯世界將會持續動蕩，使得被國際結構高壓制約下的傳統復雜社會矛盾泛濫起來，語系矛盾、部族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經濟矛盾、政治矛盾、社會矛盾以及國際矛盾交織在一起，中東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火藥桶。
　　西亞北非地區的持續性動蕩，必將在很大程度上對歐洲和亞洲兩大經濟體之間的互動產生深遠影響，歷史上歐洲國家與亞洲國家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分割開來的危險性在上升，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阿拉伯海一帶將受到該地區動蕩的持續性影響。同時，受中東—波斯灣地區局勢不確定性影響，全球能源資源市場和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也受到較大壓力，歐亞兩大經濟體聯系的戰略通道可能會發生改變，從依賴海路向陸路轉變，建立從阿姆斯特丹經中亞到中國再到東南亞一線的“新絲綢之路”可能會成為替代的選擇。因此，能否通過高速鐵路網建設，重建歐亞經濟體的暢通聯系，並依托中亞地區的能源資源，重新穩定中國能源供應，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未來發展的戰略機遇。因此，中國必須確立“西進戰略”，以西安—銀川—蘭州—烏魯木齊為軸線的西北經濟區建設為龍頭，輻射帶動中亞經濟帶和外高加索經濟走廊，大力推進通往歐洲經濟區的大陸交通帶建設，這對於統籌東中西部經濟平衡發展，轉變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性布局，實現未來10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協調發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
　　四是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帶來的亞太地區秩序調整。
　　奧巴馬入主白宮以來，加快實施重返亞太戰略。奧巴馬在出訪期間，多次自稱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太平洋總統”，強調美國是“亞太國家”，高調宣布“重返亞太”、“重返東南亞”，提出運用“巧實力外交”重塑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角色，持續增加在亞太的外交、經濟和戰略投入”，實施“前沿部署”（forward-deployed）外交，包括強化雙邊安全同盟、深化與新興大國（包括中國）的工作關系、參與亞太區域多邊機制、擴大貿易投資、打造更廣泛的軍事基地以及促進民主和人權等。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成為影響中國戰略安全和外交環境的最重要外部因素。隨著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和中國戰略力量上升，兩股力量在亞太地區交匯交融交鋒的幾率急劇上升。如何管控好可以預測和難以預測的中美分歧，預防大國沖突升級，增進戰略互信，締造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亞太地區秩序，成為決定新時期中國戰略機遇期的關鍵。
　　很多人把美國的亞太戰略再平衡更多看作是對中國的戰略挑戰，實際上隻要運籌得當，美國的亞太戰略再平衡對中國也是一種戰略機遇。亞太地區持續的經濟活力和強勁的發展潛力，讓世界各大戰略力量均盯住亞太，不僅美國將亞太作為全球戰略運籌的重點，俄羅斯、歐洲、印度、巴西、中國等新老戰略力量均視亞太作為經略重心。此種多路戰略力量匯集亞太地區的格局，對緩和中國崛起對周邊國家造成的戰略壓力和心理焦慮也有積極意義，更重要的是此種縱橫捭闔的亞太戰略格局可能會在較長一段時期內達成某種政治平衡，對於維護地區秩序穩定也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必須充分利用好這一戰略機遇，積極參與地區秩序的規劃和構建，將中國的理念、智慧和力量轉化為地區制度和地區規范，夯實中國作為亞太地區大國地位的權利基礎和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