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取得勝利有無歷史必然性，這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長期存在爭議。從歷史發展實踐來看，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后新舊制度的三次交替都不是首先發生在舊制度最發達的國家，而是發生在舊制度相對不太發達的國家。這說明新制度首先產生在舊制度“薄弱環節”的國家是一個必然規律。因為，舊制度比較成熟的國家，國家政權的力量過於強大，代表新制度的階級力量難以得到充分發展並戰勝它，而國家政權力量相對弱的國家，新興階級就容易戰勝它。同時，舊制度比較發達的國家，統治階級積累了豐富的統治經驗和方法，而且擁有豐富的物質的和精神的統治資源，可以維持政權的運轉和社會的穩定。由新制度首先產生在舊制度不太發達的國家這一規律所決定，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將是一個長期、曲折的過程。

關鍵詞：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實現﹔社會主義﹔必然性

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能不能首先實現社會主義，為什麼這些國家能夠先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裡有沒有歷史的必然性，有沒有客觀規律性可循？這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長期存在爭議、困惑了人們一個世紀的歷史難題。早在俄國二月革命之后，列寧針對革命后形成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提出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時，當時就遭到黨內外不少人的反對，第二國際教條主義者和孟什維克提出俄國的生產力水平遠未達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水平﹔隨之，考茨基更是把蘇俄的社會主義詛咒為“活不成的”早產兒。蘇東劇變后，又有人企圖以此為據否定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說它是在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客觀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是“病態的早產兒”、“人工的流產兒”，是后來種種危機和劇變解體的“原罪”。可以說，對十月革命的必然性的否定由來已久。由於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都是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建立起來的，以上這些觀點也是對其他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的質疑，因此，必須予以科學的解答，才能堅定人們的社會主義信念，才能增強人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

為什麼這一問題自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會一直縈繞在人們心頭，一直為人們所關注，而且每逢歷史發展的轉折關頭就會突出的提出並引起激烈的爭論呢？我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過去人們往往是從經濟不發達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特殊條件，即從革命發生的偶然性上來認識和看待這一問題的，既然它是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沒有必然性，就難免有“人為制造”之嫌﹔由於理論的不徹底性，自然不能說服人，更難免為人詬病。歷史的必然性是從實踐中產生的，人類歷史的實踐告訴我們：社會制度的更替首先是從舊制度不很發達的國家或地區開始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取得勝利，這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規律！

一、以往理論界關於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取得勝利問題的論述

我國理論界對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取得勝利問題的論述，主要是圍繞兩個問題展開的。一是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取得勝利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規律？二是俄國是否具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

關於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取得勝利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規律這一問題，我國理論界基本上沿用了列寧的觀點。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列寧第一個提出了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不發達國家勝利的理論，並在一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把社會主義由理論變成了現實。當第二國際的首領們把西歐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發展的道路，看作走向社會主義的惟一途徑，以“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為由，反對十月革命，否定俄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時，列寧批評他們對馬克思主義辯証法一竅不通，不懂得“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列寧進而指出：“他們誰也沒有想到自問一下：遇到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影響下，難道不能挺身起來斗爭嗎？”並反詰道：“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1]（P777）從列寧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從歷史發展的必然與偶然的辯証法來認識和對待這一問題的，即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勝利是一般規律，但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的作用，歷史發展的順序和形式會發生變化，新制度可以在舊制度比較不發達的國家裡先產生。

對於列寧的闡釋，我們應從其當時所處的復雜環境來理解。一方面，理論創新需要巨大的勇氣，同時也充滿風險。列寧雖然從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要求出發，以大無畏的理論勇氣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說”，提出了包涵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的“一國勝利說”，但在與以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家”自居的第二國際教條主義的論戰中，它是無法也不能公開打出理論創新的旗幟的，倘若那樣，就會遭到對手攻擊。考茨基就曾多次攻擊“一國勝利說”是“違反馬克思的這一學說的：任何國家的人民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一個法令來廢除自然的發展階段”[2]（P300）。列寧的解釋實際上就是針對考茨基的攻擊的。為了表明對馬克思主義的忠誠，它不能標新立異，它隻能千方百計從理論上說明自己的觀點與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勝利說”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誕生后，以其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科學性，迅速贏得了工人群眾的擁護，在工人運動中佔據了統治地位。馬克思主義整體理論的科學性和影響力，使人們忽視了其個別結論的時效性，容易把其每個具體論斷都當作不可更改的定律。正因為這樣，為了動員和發動人民群眾起來斗爭，列寧隻能把自己的理論創新與馬克思主義原有結論統一起來，從而才能組織和教育群眾，推動革命事業的勝利發展。

在我國出版的權威教科書中基本上都是沿用列寧的說法。譬如范若愚、江流主編的《科學社會主義概論——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問題》一書，以斯巴達人、日耳曼人，以及羅馬尼亞等多瑙河流域的國家未經歷奴隸社會，直接由原始社會進入封建農奴社會，美國沒有經過封建社會而直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為例，說明了“歷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雖然“一切產生出來的東西，都一定要死亡”，但是，產生和死亡的時間和順序，並不總是一模一樣。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取得勝利，這種歷史發展的順序和形式的變化，並沒有否定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並未越出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道路。[3]（P61-63）

關於俄國是否具備了社會主義革命條件的問題，我國理論界主要是從革命的主客觀條件和革命形勢的形成方面來論述的，而且特別強調俄國特殊的歷史條件。

首先在對革命條件的認識問題上，認為革命條件不僅包括經濟條件也包括政治等條件。“革命的發生歸根到底有其經濟動因，但並不是純粹經濟的過程，也不只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在這裡，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個階級和各種社會力量的對比，以及國際條件等因素都錯綜復雜的交織在一起”[3]（P65-66）。這就是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前提，但決不能機械地理解為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具體歷史條件怎樣都隻有在生產力發展已經到了相當水平之后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是起著決定作用的，還有政治的其他因素。”即使在生產力水平沒有達到較高水平，但是如果革命的其他條件具備的條件下，社會主義革命也是可能的。

其次，十月革命前俄國是否具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理論界普遍認為，第一，俄國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現代經濟，有了現代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工人階級政黨。第二，俄國已具備了革命形勢。“由於戰爭的破壞，帝國主義的一切矛盾在這裡特別突出、尖銳”。[4]（P123）從客觀上看，帝國主義戰爭，使帝國主義各國彼此削弱並在資本主義鏈條上出現薄弱環節，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國是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合點，正是這些矛盾集合點上孕育著革命。一是統治階級已經不能照舊不變地維持其統治了。大戰使統治階級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這種危機給被壓迫階級的革命發動造成了一個爆破口。二是被壓迫階級的貧困和災難異乎尋常地加劇，已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三是廣大人民群眾對戰爭帶來的災難已無法忍受，資產階級政府極端孤立，大大削弱，出現了將被推翻的危機。從主觀上看，俄國革命力量日益強大。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使工農群眾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並把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與農民反對地主的革命結合了起來，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匯合成一股強大的革命洪流，是沖破帝國主義陣線、取得革命勝利的基本力量。因而，俄國已經具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