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取得勝利是歷史的必然

如果說當年列寧在提出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取得勝利的理論時，由於種種原因，還隻能從偶然性和俄國的特殊條件來論証，不便於把其上升到必然規律的高度的話，我們今天則有必要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高度來認識和把握其規律性的意義。

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往往比純粹的邏輯推理復雜得多。理論來源於實踐，必須接受實踐的評判，因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從人類歷史的發展實踐來看，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后新舊制度的三次交替都不是首先發生在舊制度最發達的國家，而是發生在舊制度相對不太發達的國家：封建制度不是首先出現在奴隸制度最發達的古埃及，而是首先產生於奴隸制度相對古埃及來說不太發達的中國﹔資本主義制度沒有首先產生在封建社會最發達的中國，而是首先產生於封建勢力相對薄弱的英國﹔社會主義制度也不是首先產生在當時資本主義制度最成熟的英國，而是首先產生於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俄國。這說明新制度首先產生在舊制度“薄弱環節”的國家是一個必然規律。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從理論上講，一是舊制度比較成熟的國家，國家政權的力量過於強大，代表新制度的階級力量難以得到充分發展並戰勝它，而國家政權力量相對弱的國家，新興階級就容易戰勝它。二是舊制度比較發達的國家，統治階級積累了豐富的統治經驗和方法，而且擁有豐富的物質的和精神的統治資源，它不僅善於運用國家機器即暴力來維護自己的統治，而且會靈活運用鞭子和糖果兩手，軟硬兼施，甚至收買被統治階級中的部分精英為自己服務，維持政權的運轉和社會的穩定。

我們可以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

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不是首先產生在封建社會最發達的中國而是首先產生在英國呢？這是因為，中國的封建社會長達2000多年，封建社會關系比較成熟，國家政權的力量過於強大，資本主義難以得到充分發展。比如19世紀前的中國，國家壟斷了重要的工業部門，壓制工業的發展，忽視發明創造活動，隨意侵犯私有財產，使企業和個人的所有權得不到保障，因而不可能產生復雜的企業組織來進行高水平的分工和積累﹔同時，國家阻斷海外貿易，嚴格控制人們的思想，對社會精英隻給予仕途的激勵，還實行了強硬卻不合宜的產業政策——重農抑工商，直接干涉經濟活動。所以，在當時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度下，中國缺乏對私人創新的激勵機制，交易效率低下，交易費用過高，從而抑制了分工演進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直接影響當時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雖然也有許多屬於市場經濟的因子和活動，但卻沒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制度沒有首先出現在封建生產關系最成熟的中國等國，而是首先在封建國家政權力量比較弱的英國產生了。

為什麼社會主義制度沒有首先產生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而是產生於俄國呢?

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也不可能首先產生在資本主義制度最成熟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首先在俄中等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產生，這已是歷史事實，無須贅述。那麼為什麼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首先產生在資本主義制度最成熟的英國呢？

首先，從經濟上看，19世紀末的英國依然保持著世界工業霸權地位，同時它還掌握著世界殖民霸權，佔有世界廣大的市場，保持著世界貿易、銀行資本和海軍、商船的優勢。它是當時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掠奪來的利潤，直接和間接的收買工人階級，造成工人運動的衰落，導致國內階級斗爭的鈍化。

在殖民地佔有方面，1900年英國佔有278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它擁有的殖民地佔世界首位﹔在世界貿易中，英國佔世界第一位，1890年它的出口總額為4.207億鎊﹔其商船噸位在世界的比重為48%。英國的銀行業在世界上是最發達的。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倫敦城，銀行鱗次櫛比﹔除了英國本國的銀行外，幾百家外國銀行也雲集在這裡﹔世界各國的資本家都來這裡投資和放債。英鎊成為世界貿易的結算單位。這種優勢使英國資產階級不僅剝削本國工人而且剝削著全世界。它的國民收入理所當然地大大增加。壟斷資產階級可以把攫取到的巨額財富拿出一部分來，直接和間接地、公開和秘密地“收買無產階級”它不僅收買了工人的上層，使他們成為“工人貴族”，而且還使一部分工人群眾資產階級化，甘願受“工人貴族”或領取資產階級酬金的人的領導。根據查爾斯•布思的著名著作《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勞動》的調查材料，19世紀80年代末，有固定職業、工資較高、生活還不錯的工人有216萬人，佔倫敦人口總數的51.5%。恩格斯在1874年指出“至於說到工人，首先必須確認，自從五十年代憲章派政黨崩潰以來，英國再也沒有工人自己的政黨。這種情況在這個國家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裡的工人階級從大工業的巨大高漲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階級所得的要多，在英國稱霸世界市場的情況下也不能不是這樣。”[5]（P543）1883年，恩格斯又指出“參與世界市場的統治，過去是而且現在依然是英國工人在政治上消極無為的經濟基礎。他們既然充當了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利用這種壟斷地位的尾巴，並且畢竟總是分享資產階級的利潤，那他們自然就會在政治方面充當‘大自由黨’的尾巴。”[6]（P59-60）

其次，從政治上看，英國壟斷資產階級的統治策略趨於成熟，方法趨於多樣化，經驗日益豐富，蒙騙工人的藝術日益精巧，使工人喪失了革命斗志。一是虛偽的民主制蒙蔽了工人的眼睛。統治階級通過實行改良、讓步等等的方法，逐步擴大了一些階層的政治權力。1884年，英國進行了第三次議會改革，選民人數由1883年的315萬人，增至1886年的570萬人。這種改革使英國逐步擴大了資產階級民主，“已經大大接近於‘普選權，”[7]（P 227）。這就造成工人群眾對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抱著普遍的幻想。似乎英國的民主給工人帶來了高度形式的權利：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的權利，組織罷工的權利，被選舉為官吏的權利，社會平等的權利等等。似乎英國“民主高度發展，不存在軍國主義，有組織的工聯力量巨大，英國國外投資的增長削弱了英國企業主和英國工人之間的對抗”[8]（P 137），工人們在政治方面已沒有更多的苦難，有的只是關於工資、工作日、工作條件等的經濟問題。這就是英國工人運動為什麼“一直在為增加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而罷工的狹小圈子裡無出路地打轉”的原因。二是精巧的兩黨政治制度阻礙了獨立的真正工人政黨的建立。18世紀以來的英國政治，表現為兩大資產階級政覺，即托利黨（保守黨）和輝格黨（自由黨）互相輪換執政的局面。1868年至19世紀末，英國的兩黨制度更具有典型性，而且兩個黨在本質上已不存在什麼差別，都是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都是充當壟斷資產階級進行兩手交替統治的工具。它們爭論的焦點是帝國主義時代如何保持英國的霸權地位和如何對付社會主義運動問題。他們狡黠地聲稱這是為了工人的利益。他們在一些細小的問題上進行有聲有色的論爭，目的在於欺騙人民，鞏固自己的統治。在自由黨先后幾次執政期間，於1872年通過了《投票法案》，確定了秘密投票制度，保証選舉“自由”。1882年通過《市政府組織條例》，規定不受財產資格限制，公民均有權選舉本市官吏。在保守黨先后執政期間，於1875年修改了《主仆法》，承認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平等地位。此后又頒布了《工匠住宅法》，作為解決工人住房的必要措施。1888年，通過了關於雇主對雇用期間的工人在意外事故發生時應負的責任的法令。1890年頒布了《工廠法》，加強對工廠衛生條件和危險性行業的管理。1897年通過了《工人補償法》。這些“自由主義”的點滴社會改良措施，起著蒙蔽工人的作用，使他們不去關心自己切身的利益，不去組織獨立的真正的工人政黨，而把希望寄托在資產階級政黨的身上。所以，兩黨制度“乃是阻止獨立的工人政黨即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建立的強有力的手段之一”[9]（P397）。

由於經濟上、政治上的種種原因，19世紀末的英國還未能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獨立工人政黨，而工人則成了資產階級政黨的尾巴。這樣，英國的工人運動就不可能是政治性的，英國工人階級也就不可能擔負起首先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使命。

馬克思恩格斯通過早期理論研究認為社會主義將首先在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國家英、法、德等國同時取得勝利，但在實踐中他們發現“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部產生類似的矛盾”[10]（P115-116）。“在資產階級機體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臟更早地發生震蕩，因為心臟得到補救的可能性要大些”[10]（P470）。這就暗示著，盡管危機的真正原因來自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但革命形勢不是在舊制度最成熟的國家，而是在舊制度不太成熟的國家出現。無產階級革命可能先在資產階級影響薄弱的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發生。革命導師恩格斯生動而深刻的描述了這一現象。1884年恩格斯說過這樣一段話：“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國的工業落后，給我們事業的進展幫了大忙。英國和法國向大工業的過渡大體已經完成，無產階級所處的境況現在已經穩定……。[11]（P668）”1885年，他進一步明確地說：“階級斗爭在英國這裡也是在大工業的發展時期比較劇烈，而恰好是在英國工業無可爭辯的在世界上佔據統治地位的時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國，1850年以來的大工業的發展也是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同時出現的，美國的情況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日益發展的工業使一切傳統的關系革命化，而這種革命化又促使頭腦革命化”[11]（P716-717）。英國學者唐納德•薩鬆在《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中也佐証了這一歷史現象：“歐洲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有著強大的工會，但是到了19世紀末期，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才開始形成。”“在世界上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美國卻沒有發生社會主義運動”。“然而在歐洲一些仍主要是農業社會的國家，諸如意大利和芬蘭，卻有著強大的、在選舉上頗有成績的社會主義政黨。”[12]（P1）他還轉引葛蘭西的觀點指出：“西方強大的市民社會保衛國家並保護它。這個市民社會，‘至少在最發達的國家’，已經發展成‘一種很復雜的結構，可以抵御直接經濟因素（如經濟危機和蕭條等）引發的災難性入侵’”[12]（P93）。這種現象導致新制度不是先在舊制度最發達的國家，而是在舊制度力量比較薄弱的國家誕生。恩格斯雖然發現了這一現象，但遺憾的是，他並沒有將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並得出規律性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