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個長期過程
由新制度首先產生在舊制度不太發達的國家這一規律所決定,新制度在誕生初期不可能迅速成為與舊制度相抗衡的力量,盡而很快代替舊制度,這就決定了在新制度出現后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舊制度中的統治階級仍佔據著時代的中心位置,新制度與舊制度將長期並存,競爭發展,新舊交替的過程必然充滿復辟與反復辟的激烈斗爭。
過去,我們在認識上存在著一個很大的誤區,認為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它沖破了世界資本主義陣線,開創了社會主義的新時代。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在蘇聯的勝利標志著資本主義的衰落。這種認識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應該說十月革命后由於新的因素——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使得資本主義具有了過渡的性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標志著統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開始解體,世界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兩種社會制度並存和相互斗爭的新時期。但我們必須冷靜地認識到,過渡不等於代替,因為資產階級仍然佔據著時代的中心位置。過去我們常常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時代的交替當作代替。其實,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交替是一個並存和競爭的過程,而代替則是戰勝后的替代。
社會主義制度在一國的建立和資本主義在一國的被突破,並不表明整個資本主義的衰落或走下坡路。誠如17世紀4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並不意味著整個封建主義的衰落一樣。一種社會主義力量的興起和整個資本主義力量衰落之間並沒有時間上直接銜接的必然聯系。勝利和滅亡不一定是同時發生的。從歷史上看兩種或多種社會制度並存的現象是屢見不鮮的,封建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近代世界歷史上就並存過不隻一個世紀。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並存,從時間上說還隻有90多年時間。從發展趨勢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將是強資本主義和弱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共存和競爭,而不能簡單理解為直線式的一盛一衰之間的力量的競爭。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交替的過程,雖然由於社會主義首先產生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因而在矛盾斗爭中還處於弱勢方面,但同樣由於客觀規律使然,其發展勢頭在日益增強。社會歷史階段的交替決不是象人類代際交替那樣短暫,不是以幾十年,而是以上百年,幾百年來計算的。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交替,從歐洲資本主義制度誕生算起,經過了大約300年。之所以經歷如此之長的交替時間,正是因為,在開始交替的國家封建主義還有一定的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完全腐朽的地步,如果封建主義已經高度發達,走到了盡頭,那時將不可能再發生王朝復辟。事實正如鄧小平所說:“資本主義代替封建社會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為什麼會發生王朝復辟呢?由於新制度是在舊制度的薄弱環節突破的,在那裡舊制度還有一定發展余地,“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13](P383)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交替也是一樣,所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奮斗。”[13](P379-380)新制度作為新生事物,在其初生階段由於本身的弱少,必然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發展過程,才能走向成熟和強大。這也使新制度在誕生初期不可能迅速成為與舊制度相抗衡的力量,盡而很快代替舊制度,在新制度出現后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舊制度中的統治階級仍佔據著時代的中心位置。但是,由於新的社會制度代表著社會歷史前進的方向,具有無限生命力,因而盡管它誕生后會歷盡艱辛,但終究會戰勝舊制度。
20世紀,社會主義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特別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實行了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軌,這典型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我們也應看到,在世界歷史上,每一次社會制度的變革,無不經過曲折、反復的斗爭,每一個新生的社會制度,無不有一個從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過程。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1640年,但在戰勝國王以后,接著就出現了1660年的舊王朝復辟。一直到1688年,英國的資產階級專政才穩定下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從1786年爆發到1875年第三共和國成立,經過了86年,中間交織著進步和反動、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內戰和外戰、征服外國和投降外國,尤其動蕩不寧。就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來講,從建立到成熟大體經歷了二三百年的時間。資產階級革命是用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尚且需要經過反復、曲折的斗爭,無產階級革命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可想而知,更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資本主義制度在誕生的過程中,盡管經歷了長期的反復的斗爭,但在當時是比封建制度先進的社會制度,代表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方向,所以它最終戰勝了封建制度﹔社會主義是一種嶄新的制度,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必然也會遇到斗爭和反復,但它是代表當代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方向的,所以它最終也必將戰勝現在還貌似強大的資本主義制度,使整個人類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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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昀獻(1956-),男,河南汝州市人,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院副院長,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應對執政風險和考驗研究”首席專家,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研究基地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本文為劉昀獻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應對執政風險和考驗研究”(項目批號11&ZD068)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理論學刊》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