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則是沒有認清國家大勢，對國民黨始終抱有幻想，甚至“愚忠”至死，或者雖認清了國家大勢所在，但在歷史慣性驅使下卻已力不從心，始終沒有完成人生道路中的關鍵轉折，客觀上成了國家和民族發展進步的阻礙因素，也造成其個人的人生悲劇。

黃百韜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名悍將。他個人品德較好，沒有沾染當時國民黨軍隊的一些腐朽習氣，在軍事上也很有才華，能征善戰。蔣介石對黃百韜欣賞有加，盡力栽培提拔。黃伯韜為感謝蔣的知遇之恩，努力訓練軍隊，每戰必效死力。解放戰爭初期，黃伯韜率部進攻山東解放區，使解放軍一度喪失山東沂蒙山根據地，給華東野戰軍帶來重創。淮海戰役打響后，他多次表示，要以死報答蔣介石的知遇之恩。后被解放軍圍困后，黃伯韜拔槍自殺。

陳布雷是國民黨政權中一個很有分量的文人。他才思敏捷，文筆流暢，被稱為蔣介石的“文膽”。蔣介石對陳布雷一直非常尊敬，尊稱他為先生。但陳布雷的思想卻是充滿矛盾的，一方面，他對國民黨的腐敗和弊端有深刻了解，極為痛恨﹔另一方面，他又深受中國傳統愚忠思想的影響，對蔣很忠誠。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軍隊在東北、淮海戰場節節敗退。陳布雷深知國民黨大勢已去，卻已無力回天，絕望之極，最終選擇了自殺。

改革開放之初，一部分人通過自主經營、艱苦創業積累了“第一桶金”，率先富起來，成為勇敢的“吃蟹者”和時代的“弄潮兒”。對於這些人，人們往往會這樣解讀：他們有膽量、有闖勁兒。事實上，除了這些因素外，他們還有一個獨特之處，就是他們也是有頭腦、有遠見的一部分人，並把握住了改革開放的“先機”。在這一“先機”背后，反映的是他們對改革開放發展道路的信心和對建立在民心所向基礎上的未來國家大勢的清醒判斷。

20世紀80年代，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激勵下，一部分思想敏銳的人大膽地拋棄“捧鐵飯碗、拿死工資”的舊觀念，選擇“下海”，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下海潮”。在這批弄潮兒中，有萬科的創始人王石、聯想集團的創始人柳傳志、海爾集團的領導者張瑞敏等一批創業者。盡管他們的創業之路也伴隨著鮮為人知的心酸和艱辛，但當時他們契合了國家發展的大勢，把握住了改革開放的“先機”，最終迎來了各自人生事業中的春天。

誠然，國家大勢雖然是國家發展進步的總體上升趨勢，但其間的道路卻是不平坦的，甚至有時還是曲折的。從百年復興史中不難看出，國家大勢的每一步推進，都伴隨著其客觀基礎的發展成熟。而當歷史發展進步的客觀基礎尚未成熟時，國家大勢就會暫時處於停滯甚至倒退狀態。這意味著契合國家大勢選擇的人生道路也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能一帆風順，也可能會有坎坷和荊棘，抑或經受苦悶和心酸。更何況，對於人生道路而言，國家大勢的影響並不是充分條件。要打造精彩人生，除了契合國家大勢外，還需要很多其它主客觀條件。隻有主觀的美好願望，缺少相應的個人奮斗不行﹔隻有完備的自身條件，缺少適合自己的人生機遇不行﹔隻有短暫的爆發力，缺少恆久的忍耐力不行﹔隻有面對順境時的從容自如，缺少面對逆境時的百折不回也不行，等等。

但是，對於人生道路而言，國家大勢的影響卻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隻有契合了國家大勢，人生道路的方向選擇才可能是正確的，才能為打造精彩人生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大勢向前推進的總體上升趨勢是不變的，契合國家大勢選擇的人生道路，從長遠來看也會向好的方面發展，即必然帶有人生上升勢能。所以，隻要人生道路契合了國家大勢，即使自己在身陷人生低谷時，對前途命運也不用灰心和氣餒，而要堅信伴隨著國家大勢向前推進的總體上升趨勢，個人的人生轉機總會到來，隻要准備好個人成長發展所應具備的條件，就能抓住這一轉機走出人生低谷、走向人生輝煌。

新中國成立后，一批華裔專家和留學生沖破西方國家的重重阻撓回到祖國。然而，由於“左”的錯誤思想的影響和加深，特別是極“左”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給包括這些人在內的廣大知識分子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有的甚至還被迫害致死。但大多數知識分子卻依然保持著對國家大勢的信仰，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想方設法繼續學術科研工作。“文革”結束后，黨和國家開始撥亂反正，重新恢復知識分子的名譽，廣大知識分子重新迎來“科學的春天”。那些沒有放棄理想和學術追求的知識分子，找到了施展才華的用武之地。一些人后來還成為深受人民尊敬和愛戴、對國家和民族作出突出貢獻的著名科學家和知名學者。

從根本上講，人生上升勢能來源於國家大勢。契合國家大勢選擇的人生道路，必然帶有人生上升勢能。而對於建立在國家大勢基礎上的人生上升勢能的堅信，則能夠促使人們堅守正確的人生選擇，保持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勇於戰勝一切艱難困苦和經受不同人生境遇的考驗，為打造無愧於歷史和時代的精彩人生指引方向、激勵力量。這就是國家大勢對人生大事所具有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