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時期起，中原以外地區政治勢力崛起，即《史記·周本紀》所謂“齊、楚、秦、晉始大”，《齊太公世家》所謂“唯齊、楚、秦、晉為強”。這些原先處於邊緣地位的政治實體迅速強盛，出現了《荀子·王霸》所謂“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的局面。至戰國時期，戰國七雄的遷都方向多顯示出向中原靠攏的趨勢，說明中原在統一進程中的文化重心地位重新受到重視。秦統一后，情形又發生了變化。北河與南海的經營，體現出其擴張的趨向。另一值得關注的歷史文化現象，是秦始皇“東撫東土”，“乃臨於海”的實踐。在中國歷代帝王中，秦始皇對海洋的關注，可以看作一個特殊的典型，除此后漢武帝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外，其他人皆難望其項背。而秦皇漢武東巡海上的表現，刺激了海洋探索和海洋開發的社會熱情，中國人的航海能力與早期海洋學的進步，也因此獲得了有益的條件。

“並一海內”成功與“天下”“海內”理念

秦始皇實現的統一，並不能簡單地以杜牧《阿房宮賦》名句“六王畢，四海一”加以概括。秦帝國版圖的擴張，除“西北斥逐匈奴”，“徙謫，實之初縣”（《史記·秦始皇本紀》）外，還包括對嶺南的征服。戰爭的結局，是《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南越列傳》所記載的“南海”等郡的設立。

春秋戰國文化典籍中“天下”語匯的頻繁使用，體現統一理念得到諸家學派的認同。與“天下”往往並見的政治地理概念，還有“海內”。如《墨子·非攻下》“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荀子·不苟》“揔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及《成相》“天下為一海內賓”等。《韓非子·奸劫弒臣》“明照四海之內”，《六反》“富有四海之內”，《有度》“獨制四海之內”，則以對“海內”的佔有和控制宣示絕對權力全面專制的理想，如《飾邪》“強匡天下”，《初見秦》“詔令天下”，《大體》“牧天下”。秦始皇琅邪刻石有“今皇帝並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的說法。王綰、馮劫、李斯等議帝號時所謂“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都是在這一認識基點上對秦始皇功業的肯定。在關於封建制與郡縣制的辯論中，李斯所謂“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秦始皇所謂“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周青臣所謂“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淳於越所謂“今陛下有海內”等，也都沿襲著這樣的語言習慣。

秦始皇關注沿海地方的種種表現，應當與這種天下觀和海內觀作用於政治生活有關。通過琅邪刻石“東撫東土”，“乃臨於海”，之罘刻石“巡登之罘，臨照於海”，“覽省遠方，逮於海隅”，以及“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等，都可以透視出這種政治理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