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功德於海上”的政治文化意義

秦始皇實現統一之后五次出巡，其中四次來到海濱。這當然與《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見關於秦帝國海疆“東有東海”，“地東至海”的政治地理意識有關。秦始皇多次長途“並海”巡行，這種出巡的規模和次數僅次於漢武帝。《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登泰山之后，“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秦始皇行至琅邪的特殊表現，尤其值得史家重視：“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台下，復十二歲。作琅邪台，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遠程出巡途中留居三月，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舉動。這也是秦始皇在咸陽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記錄。而“徙黔首三萬戶”，則達到關中以外地區移民數量的極點。“復十二歲”的優遇，則是秦史上僅見的一例。這種特殊的行政決策，應有特殊的動機。戰國秦漢時期位於今山東膠南的“琅邪”作為“四時祠所”所在，曾經是“東海”大港，也是東洋交通線上的名都。《史記·秦始皇本紀》張守節《正義》引吳人《外國圖》雲“亶洲去琅邪萬裡”，指出往“亶洲”的航路自“琅邪”起始。又《漢書·地理志上》說秦置琅邪郡王莽改稱“填夷”，而琅邪郡屬縣臨原，王莽改稱“填夷亭”。以所謂“填夷”（即“鎮夷”）命名地方，體現其聯系外洋的交通地理地位。《后漢書》卷八五《東夷列傳》說到“東夷”“君子、不死之國”。對於“君子”國，李賢注引《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裡。”也指出了“琅邪”往“東夷”航路已經開通，且有相關裡程記錄。“琅邪”也被看作“東海”重要的出航起點。秦始皇在“琅邪”的特殊表現或許有繁榮這一重要海港，繼越王勾踐經營琅邪之后建設“東海”名都的意圖。這樣的推想，也許有成立的理由，而要探求秦始皇進一步的目的，卻已經難以找到相關証據。

秦始皇在琅邪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舉動，即與隨行權臣“與議於海上”。琅邪刻石記錄，秦始皇“至於琅邪”，王離等重臣十一人，“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裡，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並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以為表經。’”司馬遷所謂“議於海上”，張守節《正義》稱“議功德於海上”。對照《史記·封禪書》漢武帝“宿留海上”的記載，可以推測這裡“與議於海上”之所謂“海上”，很可能並不是指海濱，而是指海面上。秦始皇集合文武大臣“與議於海上”，發布闡述國體與政體的文告，應理解為站立在“並一海內”、“天下和平”的政治成功的基點上，宣示超越“古之帝者”、“古之五帝三王”的“功德”，或許也可以理解為面對陸上已知世界和海上未知世界，陸上已征服世界和海上未征服世界所發表的政治文化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