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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心紅學,平生可許是知音
1700萬字、35卷冊的馮其庸文集《瓜飯樓叢稿》今年1月正式出版,煌煌巨著,厚重博雅,匯聚了先生一生的學術精華,其內容包括《馮其庸文集》、《馮其庸評批集》和《馮其庸輯校集》三大部分。在為叢稿所撰總序中,馮其庸先生用很大篇幅回顧了與紅學數十年的不解之緣。
回憶起研究《紅樓夢》的過程,馮先生說,在上世紀50年代的批判俞平伯、胡適的運動中,他已經認真研讀《紅樓夢》了。“文革”時,馮其庸遭到批判,他鐘愛的《紅樓夢》也被抄家抄走了,還當作黃色書籍公開展覽,他擔憂這部巨著將遭致毀滅,於是托人從圖書館借出一部影印庚辰本《石頭記》,依原著行款朱墨兩色抄寫。那時他白天挨批斗,深夜秘密抄寫,整整抄了一年,小楷狼毫筆抄壞了一大堆,卻使他對《紅樓夢》有了更深的理解。抄完之日,他擲筆徘徊,百感交集,吟成小詩一首:“《紅樓》抄罷雨絲絲,正是春歸花落時。千古文章多血淚,傷心最此斷腸辭。”
這部珍貴的手抄稿,也將在馮其庸學術館與世人見面。
1975年,馮其庸被借調到文化部《紅樓夢》校訂組,擔任《紅樓夢》校訂組的副組長,負責領導校注工作,從那時起,他正式投入《紅樓夢》的研究,一搞就是40年。算上50年代的泛讀,60年代的抄寫,馮其庸與《紅樓夢》結緣,如今已將近一個甲子。
馮先生研究《紅樓夢》是從研究曹雪芹家世入手,他堅持文獻研究與地面調查、地下發掘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而曹雪芹的家世在這三方面都有豐富而可信的第一手史料,特別是他發現了《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對它進行了長時間調查和考証,找到了大批有關曹家的早期信史,從而對曹雪芹的祖籍得出了確鑿無疑的結論——遼寧的遼陽。馮先生為這一發現所寫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至今已增訂了四版。
“校注《紅樓夢》很不容易,因為早期抄本很多,以哪個本子為底本成了最大的問題”,馮先生回憶,當時他主張用庚辰本,但其他人不同意,於是為了証明庚辰本的可靠性,他展開了對《石頭記》抄本的研究。
在對早期抄本的研究中,最令他興奮的是上世紀70年代,他與吳恩裕先生一起發現了己卯本避“祥”、“曉”兩字的諱,從而考出了它是怡親王允祥和弘曉家的抄本。這一結論,是有《怡親王府藏書書目》原件上同樣的避諱來確証的,而這部沾有兩代怡親王手澤的《怡府書目》上,還有鮮紅的“怡親王寶”、“訥齋珍賞”等印章,更是不可動搖的確証。同時,這一確証也間接証明了己卯本留下了曹雪芹《石頭記》原本的款式,大大增加了己卯本《石頭記》的珍貴性。
因此,己卯本是怡府抄本的發現,揭開了《紅樓夢》抄本研究上嶄新的一頁,開創了《紅樓夢》抄本研究的一個新天地、新路徑。
隨后,馮其庸先生在仔細研究庚辰本《石頭記》時,又有了意外發現,這就是發現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庚辰本的行款等等都與己卯本一模一樣,連己卯本的空行、衍文、錯別字等,庚辰本都與之相同。在七十八回,還留下了一個避諱的‘祥’字,與己卯本的避諱一模一樣。”馮先生語氣中難掩這一發現帶給他的興奮。由於庚辰本的款式與己卯本完全一樣,所以己卯本丟失的部分,可以從庚辰本看到它的原樣,這樣,己、庚兩本便成為《紅樓夢》早期抄本的一對拱璧,從這兩個抄本,能依稀看到曹雪芹當年原稿的樣子,這也是《石頭記》抄本研究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事件。
1977年6月,馮先生將這一研究成果寫成《論庚辰本》,在書中他總結性地寫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個標准”。巧的是,這番話恰好是寫在1978年的“真理標准大討論”的前一年,與中央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完全吻合。因此《論庚辰本》的意義不僅是版本研究的意義,更具有思想上的意義。
《論庚辰本》寫好后,被香港《大公報》連載2個月,引起海內外紅學界極大反響。由此,過去並不被重視的庚辰本被廣泛認可,並被確定為校注《紅樓夢》的底本,校注《紅樓夢》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在《瓜飯樓叢稿》中,馮先生還將自己對甲戌本的研究定名為《瓜飯樓手批甲戌本<石頭記>》,對己卯本和庚辰本也都做了手批,並在《瓜飯樓叢稿》中影印出版,將對俄藏本、甲辰本、程甲本等的研究成果收入《漱石集》。
除此之外,馮老還做了一項史無前例的巨大工程——與季稚躍先生合作,歷時十余年,把已發現的多達13種版本脂硯齋評本全面地匯集在一起,將各本豎行排列逐字逐句對校,並匯集全部脂評(含非脂評部分),於2009年完成了共計30卷冊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匯評》。“用排列的校法,同一句子這個本子這樣,那個本子那樣,怎麼慢慢變化的,逐一排列。所以你要看13種早期抄本字句的變化,就一清二楚了。”馮先生道。這一基礎性工作,使學術界有了一個紅學研究的資料寶庫。
與此同時,馮先生花了5年時間,融合了曹雪芹家世研究、《石頭記》抄本研究、紅樓思想研究、人物研究、藝術研究的全部成果,並吸收評點派的精華和其他紅學研究家的成果,寫成《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這可以說是馮先生全部紅學研究的總匯,也是他40年研究《紅樓夢》的心血所聚。
李希凡先生說:“從其庸紅學著作中看出,他是在文本、文獻、文化的相互融通中完成的,這是現代紅學最有系統的開拓性的研究成果。”
正像馮先生贈友人的一首詩:“紅樓奧義隱千尋,妙筆搜求意更深。地下欲請曹夢阮,平生可許是知音。”“平生可許是知音”一語,也正是馮先生傾心四十載鑽研《紅樓夢》的精神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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