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重慶，念中原

10月的一天，交友甚廣的白修德從美國大使館一位外交官那裡，看到了一封來自洛陽和鄭州的傳教士的信件。

從這封信中，白修德才第一次確信，河南正在發生大飢荒。

來不及實地採訪，白修德把這封信的內容改編了一下，寫成了一篇稿子《十萬火急大逃亡》，用電報作為急件發回紐約的《時代》周刊總部，這篇報道於1942年10月26日刊發。

“這篇報道應該是經過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審查的，因為文章裡並沒有明確提出政府救災不力，只是客觀陳述了河南的災情。”宋致新分析。

白修德在這篇文章裡，引述了兩位外國傳教士在河南的所見。

“傳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在鄭州寫道，‘教堂前，有六個小孩被他們的父母綁在樹上，為了讓這些孩子在大人要飯時不要跟隨著造成拖累。”

“天主教傳教士保爾·於斌上周從重災區返回重慶，在洛陽，他看到成捆的樹葉被賣給飢民當食物，一塊錢一捆。一個農民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讓大家吃上一頓飽飯，然后告訴他們，剛才吃過的飯裡已經下了毒藥。”

……

同時，白修德也在這篇稿子裡簡述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一些救災措施，“中國政府正緊急從陝西調運100萬石種糧，同樣的數量來自安徽。政府一面勸說農民不要吃掉種糧而是留著播種，並向他們保証賑災物資的供應正在緊急辦理之中。”“政府已經籌措了1000萬法幣用於直接救濟並且命令農業部速籌種子糧給災區”。

在文章的最后，白修德做了一個不夠准確的判斷：“不管重慶的決策有多麼迅速，所有的救濟措施都因古老中國鄉下的遲緩效率而備受阻礙。”

但是這篇報道並沒有引起很大反響，很快被淹沒在同時發生的眾多國際大事中：蘇德戰爭的斯大林格勒戰役陷入膠著、非洲戰場上的阿拉曼戰役開打……甚至宋美齡訪問美國時的出色演講，都比這篇語焉不詳的稿子更具吸引力。

即便是白修德自己，也沒有料想到那時的河南已經成為了人間地獄。

更難以想象的是，由於國民黨當局嚴格的新聞封鎖，當時的國內媒體，竟然沒有對河南的災荒進行詳細客觀報道。

一直到12月份，時任《大公報》記者的張高峰被派到河南。

“他從四川途經西安時，就看到成千上萬的河南難民往陝西涌。洛陽城街頭到處都是骨瘦如柴的乞丐。更讓張高峰惱怒的是，災情如此嚴重，縣政府還逼著農民納糧，交不出糧就抓到縣政府痛打，還逼災民去賣地抵租。”宋致新說。

於是，張高峰以眼見耳聞的事實寫了一篇通訊，叫《豫災實錄》，發表在1943年2月1日的重慶《大公報》上。

第二天，《大公報》就發表了社長王芸生字字血淚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

王芸生在文中寫道：“憶童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嘆息，乃不意竟依稀見之於今日的事實”。

就是這兩篇稿子，戳到了蔣介石的痛處，他即刻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

根據王芸生后來的回憶，他當時對蔣介石的做法不是很理解，他曾向時任蔣介石秘書的陳布雷詢問，而陳布雷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什麼‘赤地千裡’、‘哀鴻遍野’、‘嗷嗷待哺’，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嚴令河南征繳不得緩免。”

《大公報》因報道河南飢荒被停刊的事件觸動了白修德。憑著對國民政府的新聞管制和蔣介石行事方法的了解，他認定河南災荒的慘重超乎想象，在重慶所得到的信息遠遠不夠。

白修德決定到河南實地採訪。於是，他拉著好朋友、《泰晤士報》記者哈裡森·福爾曼一起，向國民政府新聞處提出了採訪申請。他們得到的批准並不是到河南，而是“乘隴海路火車從寶雞經西安到達黃河和隴海路所經過的潼關。”

　　直面飢荒

潼關，是白修德、福爾曼災區採訪的第一站。

在潼關車站的那一夜，“到處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我們的周圍滿是擠成一團的農民。”

在他們周圍的這些難民，“能夠賣出的東西都拿來換成紙幣，或者在飯攤上廉價換取吃食。”“嬰兒大聲哭鬧，然而，即使有個嬰兒已經死去，也沒有人去注意。”“士兵在這些下層民眾中間巡查，這些人就像牲口似的——唯恐他們為了尋找食物而突然亂竄，或者亂哄哄地爬上夜裡開動的車子。”

這些敘述散見於白修德自己的回憶錄中，可想而知，當天晚上，這位記者經歷了怎樣的身心煎熬。

第二天，當地政府為他們准備了一輛鐵路上的巡道車。白修德穿著士兵的棉大衣，坐在一輛敞篷的巡道車上。他用帶著黑色幽默的口吻寫道：“仿佛是坐在歌劇院的包廂裡，或者像一位將軍在檢閱他的部隊，不過我檢閱的卻是一場飢荒”。

在一個叫銅錢田的小鎮，白修德看到人群一層摞著一層，擠在火車頂棚上，孩子、老人和婦女在列車奔馳中抓住任何可能抓住的地方。“有時他們因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覺而掉下去，但火車決不會理睬。”

“沒人知道和關心究竟有多少難民死在這條路上，據說自從秋天以來有200萬人沿著這條鐵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萬人從這裡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萬人中，我們估計有300萬已經淪為難民，此外，還將有500萬人會在秋收季節前死去。”

到達河南省會洛陽時，眼前的景象讓白修德震驚。洛陽是隴海線上的一個大站，四面八方逃難的人都聚集在這裡。已經被飢餓和寒冷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難民們認為，到了洛陽，上了西去的火車，自己就得救了。

在夜幕中的洛陽火車站，白修德看到，“人們像劈柴一般地把難民裝進悶罐車，盡量壓縮得更緊些，以至於誰也不能動彈。父親使勁拉著孩子的手往上拽，像拽著懸在半空的一件行李。”

沿著荒棄蕭索的街道，穿過到處彌漫著尿臊和尸臭的城市，白修德和福爾曼找到了洛陽唯一一座天主教堂的主人——托馬斯·梅根主教。

梅根在河南待了超過10年，對當地的風土人情非常熟悉，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作為向導和翻譯，他帶著白修德、福爾曼騎馬出發，“他認為我們應該去看看正在瀕死的人們。”

一具具被野狗啃噬的面目全非的尸體，一座座衰敗空曠的村庄，一個個用鐮刀和菜刀剝樹皮充飢的難民……這些慘烈的景象讓信仰猶太教的白修德感到極大的震驚和哀痛。

白修德很快意識到，他們幾個人騎著馬穿過這些面黃肌瘦的難民時的危險性。難民們盯著他的馬，分明是在看一堆上好的肉。白修德學會了快馬加鞭沖過那些人群。有時他會拋撒一些花生或干柿餅，引開圍攏著他的人﹔有時不得不硬起心腸，用鞭子抽打那些拽著他的衣服和馬尾巴的手。“在一個荒蕪村庄的廢棄教堂裡，我承受著人間悲劇的巨大壓力，跪下來為眾生祈禱，並不覺得褻瀆了自己的信仰。”

到達鄭州那天，天下著大雪。第二天，白修德在城裡步行。在這裡，每天的死亡人數都在150人至180人之間。

半數的村庄已經衰敗，有的完全荒棄。春耕的肥料一堆堆無人照管。村子裡能聽到一點聲音、看到一個人影都能嚇人一跳。

死尸是一路上常能見到的。白修德看到一具躺在雪地上的少女尸體，因為瘦，臉已經干癟而顯出骷髏的形狀。她注定無人收葬，直到鳥或狗把她的遺骸吃光。狗就在一旁逡巡著。它們已經恢復了狼的本性，十分狡猾。飢荒之中，隻有以死尸為食的它們膘肥體壯。

白修德說：“我沒有見到過有誰殺了別人將他吃掉，並且也從沒有嘗過人肉”，但越來越多這樣的傳聞讓人毛骨悚然。白修德相信，“有人吃人肉，這是很可能真正發生了的。”

一路上，白修德也曾碰到一些“想辦點好事的軍官”，在鄭州，一個地方官員把蓋有印章的布條發給許多家難民，如果他們能夠到達火車的起點站，他們就可以憑布條免費乘車東逃，“但是他在發放難民通行証時並沒有發給他們糧食。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也是殘忍的。”

除了白修德和福爾曼，中國幾乎所有官方媒體都在報道政府如何積極救援。然而一直到1943年的春天，河南難民都沒有見到政府撥發的任何救災款或賑災糧。

在《大公報》之外，河南南陽的一家民營報紙《先鋒報》，是當時為數不多真實報道河南大飢荒的媒體之一。

宋致新的父親趙悔深（筆名李蕤），在1943年的2月份，曾作為南陽《先鋒報》的特派員，騎著自行車在災區採訪了1個多月，在《先鋒報》上登載了十多篇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看來都十分精彩的災區報道。當年5月，這十多篇報道被集結成書，書名《豫災剪影》，在河南地區發行了2000冊。

在后來所有媒體都不敢再發聲的時候，地處偏僻的《先鋒報》仍然對河南災荒發表了70多篇社論和時評，直至大災結束。

張高峰和李蕤是當時國內僅有的兩位深入報道過河南大災荒的中國記者。相對於白修德和福爾曼的外國記者身份，他們承擔著更多的風險和壓力。

1943年3月，張高峰因“親共”罪名被捕，李蕤則孤立無援地在河南災區孤獨奔走。而這時的白修德和福爾曼，已經結束採訪，正准備踏上回程的火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