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速之客

雖然白修德認為國民黨的救災工作處於一片“無政府狀態”，但是他和福爾曼在河南的採訪，卻因為經過了“政府批准”，又是外國記者，每到一處，都受到地方官員的款待和安排。有時候，他們也可以在政府部門了解到一些當地真實的災情。

在和地方官員打交道的過程中，白修德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各自為政的深刻矛盾。

白修德和福爾曼曾在洛陽的某軍部“小坐”，當時有幾個地方官員要求會見這兩個外國人。外面雖餓殍滿地，屋裡仍“生著炭盆，點著蠟燭。”

這些地方官員，手裡拿著一些材料，要求他們交給重慶的蔣介石。

“材料上說明他們的地區種植什麼，要交多少軍糧。他們縣裡共有十五萬人，其中十一萬人已經斷糧。他們估計，每天大約要死七百人。”

白修德的回憶錄裡詳細記錄了他和其中一名官員的對話。

“你本人是否擁有土地？”

“有，二十畝。”

“去年秋天有多少收成？”

“一畝收十五磅糧食。”

“一畝交多少軍糧？”

“一畝交十三磅。”

這樣的對話激怒了坐在一旁的司令官，他怒不可遏地大聲呵斥這個地方官員。被罵之后，這個地方官員把寫給白修德和福爾曼的請願書也給了司令官一份，以作申辯。

但那位司令官卻看也不看地把它裝進了口袋，然后要求白修德把手裡的那份也交給他。白修德當即拒絕了他，但司令官卻蠻橫地堅持，最后白修德還是把請願書交了出來，“因為如果他在夜裡把我們趕出去，我們就沒有別的地方安身。如果我們拒絕他的要求，我們離去后他會在農民身上出氣的。”

根據宋致新翻閱的資料，路過滎陽的時候，縣長張金印曾向他們二人提供了一些滎陽縣的災情材料，河南省府因此對張金印很不滿，據說曾予以申斥。

當白修德他們帶著翻譯——教會的梅神父到達新鄭的時候，新鄭專員王光臨率縣長及縣內鄉紳六人迎接。他們倆在新鄭問了一些關於災荒的情況，就匆匆離去。

這些在當時曾為白修德了解河南災情真相提供過幫助的國民黨內部大小官員，在當時或者日后，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牽連和懲罰。

白修德甚至懷疑，那個幫助他在第一時間發出稿件的洛陽電報員，在不久后就“人頭落地”了。

更多的時候，白修德也會看到、感受到政府官員不負責任，以及他們與哀鴻遍野的災情極不相稱的優越生活。白修德把國民黨的救災工作定義為“無政府狀態”。

在《等待收成》的最后一部分，白修德描寫了“那些吃飯的人”。雖然通篇沒有加諸任何評論性的語句，但反感、厭惡的態度流於筆端：“我們離開鄭州之前，官員設宴招待我們。我們有兩個湯，我們吃了辣藕片、胡椒雞、荸薺炒牛肉，吃了春卷、熱的蒸饃、米飯、豆腐、雞和魚，我們還吃了三個糖霜餅。”

在採訪的最后幾天裡，白修德發現，他已經成了宋美齡，乃至整個國民黨政府眼中的“不速之客”。

在洛陽發出了那篇震驚世界的《等待收成》后，在河南新鄭繼續採訪的白修德和福爾曼，突然被國民黨負責國家宣傳的董顯光派人截回。

背后下令中止白修德在河南災區採訪的，則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那時的她，正在美國四處游說，向美國爭取更多的貸款。《時代》周刊卻在這個當口刊發了《等待收成》，揭露了河南正在發生的罕見大飢荒和國民政府毫無作為的救災工作。一時間，美國輿論嘩然，對待蔣氏夫婦的態度急轉直下，宋美齡頭上的光環黯然失色。

“據說宋美齡正在美國四處演講時，美國廣播公司廣播了白修德那篇關於河南災區的報道，宋美齡聽到后臉都氣白了，認為大大丟了她的臉，立刻打電報回來，所以董顯光就匆匆忙忙地派人把白修德和福爾曼中途截走了。”宋致新說。

董顯光想把這兩個惹事的外國記者徹底調離河南災區，還借口給他們安排了更好的採訪——請他們去“新贛南”。新贛南指的江西贛州，當時蔣經國在那裡當專員，辦有《正氣日報》，宣傳蔣介石的“人人有飯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書讀”等口號，被譽為“新中國的雛形”。

在董顯光半強制性的“安排”下，白修德不得不離開了河南。

而宋美齡對白修德的惱怒並沒有就此消除。事后不久，她按照她在中國做事的思路，找到了《時代》周刊發行人、白修德的老板亨利·盧斯，要求把白修德解雇，但這個要求被盧斯拒絕了。

　　20分鐘會見

白修德最終並沒有按照董顯光的安排去“新贛南”採訪，他乘火車直接返回了重慶。

回到重慶的白修德發現，一夜之間，自己已經從人人笑臉相迎的美國朋友，變成了不被信任的惹是生非的家伙。

“有一些官員指責我逃避新聞檢查﹔另一些官員指控我和電報局裡的共產黨員共謀，把我的報道偷發出去。”

重慶的高層對災情的漠然，和對他本人的指責，讓白修德非常惱怒。但他仍然認為，重慶還沒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飢荒的嚴重程度。

3月的山城重慶，正是山花爛漫的時候，一派春天的生機勃勃。周邊是巴蜀大地、天府之國，稻田裡蓄滿了水，准備插秧，旱田裡種植的小麥已經開始抽穗，預示著豐收的景象……這裡的一切，與幾百公裡之外赤地千裡的河南災區完全是兩個世界。

白修德急切地想把他看到的一切傳遞出去，他通過各種途徑，尋求面見蔣介石的機會。但在重慶上流社會交友廣闊的他，這時卻開始處處碰壁。

他通過陸軍情報機構把他了解到的情況告訴了史迪威，同時報告了美國大使館。他甚至利用自己過去積累的關系找到當時的國防部長，“但是他毫不掩飾地告訴我，如果不是我說謊，那就是別人在對我說謊。”

他又向立法院院長請求幫助，得到的回復是，“隻有蔣介石才能採取行動。”

最終，白修德見到了“風姿優雅秀麗”的孫夫人——宋慶齡。在她的幫助下，白修德終於得以見到蔣介石本人。宋慶齡為白修德安排好了會見，又在會見前捎給他一張便條：“我建議你毫無保留、毫無顧忌地如實對他報告，就像對我說的那樣。如果因此會讓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腦袋，也請不要過於忐忑不安……舍此一舉，形勢就再沒有可能扭轉了。”

此后，便是已經被電影和文學描述過無數次的情節——面色嚴峻的蔣介石在陰暗的辦公室接見了白修德。

起初，蔣介石對白修德提出的所有災情都予以否認。直到白修德拿出在河南拍攝的狗吃人的照片，“他的兩膝輕微地哆嗦起來，有點神經質的抽搐。”

最后，蔣介石向白修德道謝，又說白修德是“比我派出去的所有調查員”都要好的調查員。

20分鐘后，白修德被送了出來。

而蔣介石的內心深處，卻沒有對白修德有絲毫的感謝之情。近年披露的《蔣介石日記》裡可見，在聽白修德講述河南災情后的1943年4月9日，蔣介石的日記是這樣幾句話：“注意，鄭路沿線淺葬暴骨，為狗所食之慘狀。嚴電蔣、湯。又鄭州專員與司令諂事外人，日與謊報災情。”

他給蔣鼎文、湯恩伯發去措辭嚴厲的電報，是要讓他們想辦法把餓殍滿地的悲慘景象遮掩起來。對那幾個給白修德講述災情的政府官員，蔣介石卻認為他們“謊報災情”，並且怨毒地評價為“諂事外人”。

兩天后，蔣介石的情緒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轉變。他的日記寫道：“河南災區，餓殍載道，犬獸食尸，其慘狀更不忍聞。天乎！若不使倭寇從速敗亡，或再延長一二年，則中國勢難支持。余將不能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矣！奈何蒼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可以看出，且不論蔣介石此前對河南災情究竟了解到什麼程度，那些狗吃人的照片的確是極大地震驚了他。

國民政府的救災行動終於有了實質性的舉動。

　飢荒遠去

《時代》周刊報道河南災情后的幾個月，洛陽的梅根神父給白修德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自從你走后並且發出了電報，糧食就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到處開辦了臨時伙房。他們真的是在工作並且辦成了許多事。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多余糧食，發揮了很大作用。整個國家都在忙著為災區募捐，錢正從四面八方向河南涌來。”

很多人並不知道，這些賑濟措施已經被拖延了半年之久。

早在1942年10月的國民參政會后，國民政府就宣稱劃撥5億元法幣進行賑災。其中2億元用於在災區各處開設粥場應急，3億元用於購買賑濟糧。然而粥場開設起來，卻遠遠不能供應數量龐大的難民，很快就因無糧為繼而斷了頓。

而用來買糧的3億元法幣，卻被挪作他用，甚至有貪官污吏將其挪用販運私貨。直到1943年新麥快要成熟時，第一批賑災糧才發到了部分難民手中。

按照當時的物價，3億元法幣大概能購買3000萬斤小麥，平均到河南的受災人口頭上，每個人僅有1斤。而在此前的1942年，河南夏秋兩季幾近絕收的情況下，國民政府還從這裡征走了十倍於此的“征實”。

1943年6月，隨著新一季小麥的成熟豐收，那場餓死了300萬人的大飢荒終於過去了。

從一直追蹤河南大飢荒的《先鋒報》的系列報道中可以看到，1942年夏秋之際的蝗災之后，河南的氣候開始出現好轉：從當年10月下旬到11月，干旱的河南一連下了好幾場透雨，而這段時候的雨水，對越冬麥子的播種非常關鍵。

仿佛上天也在為這場慘烈的大飢荒做著補償。到1943年3月初，又一連下了幾場瑞雪和透雨，對麥子的生長非常有利。

《先鋒報》曾在1943年3月3日社評《甘霖已降，糧價將平》中說道，“麥苗得下這次透雨，到麥熟時，縱不下雨，也可望收……收成有望，麥熟至多不過百日。”

1943年是河南歷史上少見的好年景。不僅二麥（大麥、小麥）豐收，秋糧收成也很可觀。這些收成，給那些沒有在大飢荒中餓死、“等待收成”的幸存者帶來了希望。

當第一茬青麥長出來的時候，白修德帶著對蔣介石極大的不滿和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把目光重新轉向抗日戰場，漸漸遠離了重慶的政治圈。

實際上，外國記者在重慶的工作狀況正日趨惡化。就在白修德面見蔣介石之后不久，國民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國人向外國記者透露消息等更為嚴厲的輿論控制措施，“以確保不再有尷尬的報道外泄”。

從此以后，白修德再也沒有機會報道河南大飢荒。即便在重慶，白修德也成了不受歡迎的“麻煩制造者”。而白修德也再沒有對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有什麼正面評價。

“直到戰爭結束以后，除了在招待會上，我沒有再見過蔣介石。但是我深信，正如史迪威所說的那樣，他不僅對我們毫無用處，而且對他的老百姓也毫無用處，這一點應該說更為重要。”多年以后，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河南大飢荒被白修德稱為自己“最為刻骨銘心的記憶”，對中華民族來說，又何嘗不是。

（注：本文部分資料引自湖北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由宋致新編著的《1942：河南大飢荒》（增訂版）、《中國的驚雷》、《探索歷史——白修德筆下的中國抗日戰爭》等書。）

（實習記者 米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