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克裡斯蒂娃對中國的興趣是從社會主義形式的角度出發，而今天，她的興趣點則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哪些關於個人、自由的思想將會與西方的猶太-基督教傳統的思想產生相遇。近日，涉獵廣泛、身份多元的克裡斯蒂娃——她是保加利亞裔法國人，是哲學家、文學批評家、精神分析學家、女性主義者，也是小說家——來到復旦大學主講“主體·互文·精神分析”，並在此期間接受了本報的採訪。

“我們不是社會給我們定義的所謂‘哲學家’、‘學者’或者‘作家’，那個社會的實體運作和相應的知識理論是我們所攻擊的。”1968年夏季號的《泰凱爾》（TelQuel，或譯《如是》），巴黎最有影響力的先鋒文學雜志之一，在五月風暴后的第一期，發表了其受到這場革命影響的觀點。

1960年3月，一群二十幾歲的作家創辦了這本雜志，此后數年中，他們相繼離開，隻有索勒爾（Philippe Sollers）留了下來，成為雜志的核心推動力量。《泰凱爾》以語言學、語義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哲學以及先鋒藝術為探索主題，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在這本左翼知識分子雜志上打下深刻烙印。1974年，雜志成員受邀訪問處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國。索勒爾和妻子朱莉婭·克裡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弗朗索瓦·沃爾（Francois Wahl）、馬爾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以及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三周的訪問。歸來之后，雜志逐漸從馬克思主義轉向新哲學家運動和神學。1982年，雜志更名為《無窮》（L'Infini）。

克裡斯蒂娃在那次中國行之后，與現實政治告別，開始探索個人的身體與心靈、身體與社會的接合點，她在行間對中國女性、中國孩子的好感“使母性問題從學術問題變成了個人體驗”，回國后次年，她的長子誕生。日本的法國文學研究者西川直子在評論克裡斯蒂娃學術生涯的這一轉折時說，“她遭遇了母親這一未知大陸，並且其軌跡與精神分析實踐的專業化是同步的。”

自稱為“游牧人”的克裡斯蒂娃1941年出生在保加利亞的一個猶太家庭，從幼年起隨法國修女接受法語教育。1965年，作為公費留學生到巴黎留學，在羅蘭·巴特的研究班上，她介紹了蘇聯學者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文學理論，將對話、復調、狂歡這些思想傳遞給了法國知識界，並在之后逐漸發展出她的“互文性”概念。1974年，她的國家博士論文《詩歌語言的革命》出版，同年出版《中國婦女》一書。她的其他主要著作有《符號論》（1969）、《作為文本的小說》（1970）、《多元邏輯》（1977）、《恐怖的力量：論卑賤》（1980）、《太初曾有愛——精神分析與信仰》（1985）、自傳體小說《武士們》（1990）、《普魯斯特——被感知的時間》（1994）、《女性天才三部曲：阿倫特、克萊因、柯萊特》（2001）等。被巴特形容為“推土機”的克裡斯蒂娃有著旺盛的知識生命力，1990年代之后，她逐漸轉向小說創作和女性主義運動。

近日，克裡斯蒂娃在受邀主持復旦大學光華人文杰出學者系列講座之際，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

（感謝復旦大學中文系黃蓓老師對此次採訪提供的幫助，本文部分段落參考講座內容）

不存在作為群體的知識分子﹔每個人都首先是一個個體，不能代表別人

文匯報：1968年那一代知識分子，無論對法國還是對全球的知識界、思想界都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作為參與者之一，您能否對六八一代知識分子做一個總體的評價？

克裡斯蒂娃：先說一句，我這個人的觀念不是團體性的，所以對我來說，我不知道什麼是六八一代的作為一個群體的知識分子。在我看來，所謂團體都是由個人組成的。每個人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哲學、自己的美學。不存在作為群體的知識分子﹔每個人都首先是一個個體，不能代表別人。所以媒體上出現作為一個政治運動的知識分子群體，我對此說不出什麼。我隻能講講我自己個人的經歷和思考。

和我有關的是《泰凱爾》雜志，是索勒爾主編的。我們這一群人1974年來到中國，這也是1960年代的產物。我們當時最感興趣的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當時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怎樣能夠結合傳統——作為另一種社會主義的解答。因為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主要是斯大林主義，是一種失敗的嘗試，所以我們想，也許中國的傳統可以帶來另一種解答。

我自己作為這個團體中的一個人，有一個特殊的背景。我是從保加利亞來的，保加利亞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由於這個背景，我對法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教條，以及中國發生的這些事情、他們使用的套語、各種形式主義的話語，我還是挺敏感的。我們到中國來主要是出於對文化多元的敏感與興趣。當時我們也有一種預感，就是世界正在走向開放、多元。我從中國回去以后就寫了一部以外國人為主題的著作﹔我也開始研究婦女問題，因為中國婦女的進步和她們在社會中的位置給了我很多的啟發和鼓勵﹔我對年輕人、青少年問題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的需求尤其是對理想的需求，在我的精神分析研究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這些都可以說是從我們的角度出發的，這些是1968年的思想，我們已經是1968年政治的行動者。

文匯報：您提到《泰凱爾》雜志，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是以某一個雜志為陣地，形成一個流派或共同體，借助這個陣地對公共領域發出聲音。那麼，在當代的法國，還有這樣的雜志嗎？

克裡斯蒂娃：在1960年代，雜志的力量並不在於它是一個群體、團體的力量，它最重要的是作為反抗的力量，是一種反對的聲音，反對因襲傳統的、比較教條的機構如大學、黨派等。就像漢娜·阿倫特說的，要反對的是個人的平常化、平庸化，即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一樣的。所以，雖然是有雜志這樣的形式，但根本上它還是一種無政府的組織，四五個人、九十個人的合作，周圍再有一些人。它是一種顛覆型的美學。

我的“互文性”概念就是在《泰凱爾》上發表的，而不是在學術雜志上。所以，它是一個陣地，讓不同的新聲音發出來，比如德裡達也是我的先生索勒爾發現的。因此，雜志是可以提供一個空間，給那些因襲陳舊傳統的機構不能接受的人一個發聲的空間。而我，又是從共產主義國家來的，所以我對蘇聯模式的民主形式有我的看法。所以，法國對我來說，給我帶來的是個體的力量的可能。

另外，說到今天的雜志的命運，一些雜志還是在繼續辦下去，比如說《泰凱爾》現在換了一個名字叫《無窮》，還有文學雜志《危險的界限》等。當然，現代媒體給雜志帶來很大的沖擊，這確實是一個現實，你們說得有道理——一方面對雜志的角色、地位有沖擊，一方面對個人自由重新提出了質疑，也即1968年我所主張的個人的自由、個人的聲音。現在又回到那種大家都說一樣話的局面了，比如網絡看起來是提供了一個民主空間，在表達的同時也可以有反抗的聲音，但是，它並不提出新的主張，所以我不相信短訊息能夠成為什麼文學。在現在的高科技的環境當中，在現在看似民主的這樣一種行為當中，個人反而又淪為平庸了。

針對這一點，今天我們倡導閱讀普魯斯特，意義也就在這裡。巴赫金，也就是對話性的提出者，他希望人們從閱讀的角度超越平庸，讀出復雜和多樣。所以，我來到這裡講普魯斯特，也是一種邀請，希望喚起復雜和多樣、而不是唯一和同質，希望我們能夠從自己的身上讀出這些，而不是隻看到網絡中單調的、數字化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