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中國的興趣在於，中國是另一個文化傳統

文匯報：您和聚集在《泰凱爾》雜志周圍的朋友們在1974年來到中國，想找到社會主義的另一種解答，那其中是否也包含著對法國佔主流地位的資本統治的一種反抗？

克裡斯蒂娃：重心和你說的有點不一樣，當時我們不是把中國放在法國主流的對立面，而是在尋找一種社會主義的形式，因為歐洲當時的社會主義讓我們非常失望。作為左派的知識分子，我們提出的問題是，是不是西方的左派運動，即法國、意大利的共產主義運動，最終都會走向斯大林的模式？我們對中國的興趣在於，中國是另一個文化傳統，那麼這另一個文化傳統會不會給社會主義帶來另一種形式，即一種非斯大林主義的形式。我們並不是針對法國當時的主流。

今天我們提出的問題，和當時有關系，但也有不同之處。當時我們是從社會主義形式的角度提出的，而今天西方人非常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傳統思想中是否也有一些關於個人、自由的思想——比如家庭觀念，比如關於人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中國關於人、關於自由的思考，和西方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還是完全不同？從中國的傳統，是不是能夠發展出另一種形式的民主，還是中國傳統和民主並不能發生聯系？

比如更具體的例子是，去年歐洲精神分析學會在巴黎舉辦了一個研討會，題目就是討論精神分析能不能與中國相遇，探討出於不同傳統的文明在何種意義上能夠達到相遇。

文匯報：您說和中國的相遇，是不是意味著，精神分析從廣義上可以對國家、社會遭遇的困境有所幫助，而不僅僅在個人體驗、拯救個人精神危機的層面？

克裡斯蒂娃：首先，精神分析不是一種政治，也就是說，它沒有一種變革的計劃、沒有一種完整的目標和規劃。它所基於的觀點是，社會是人與人之間的契約，作為人來說，一方面需要遵守一定的約制，另一方面也要有自己的自由。精神分析法和精神分析學是要幫助個人來發展這兩方面，即約制和自由。通過這兩方面的發展，能夠達到個人創造力的充分發揮，即找到個人最獨特的地方，而這個獨特又是可以被分享的。精神分析作為這樣一種精神上的陪同和幫助，一定對社會是有益的，但其對社會的參與是一種結果，而不是一個目標或一個計劃。

這裡又講到中國，我們很感興趣在中國這樣的傳統裡，個人如何在社會中有自己的位置。因為人肯定是有約制的一面、也有自由的一面的，但在中國，自由的表達形式肯定是和在西方不一樣的，在不同的文明傳統中都是不一樣的——來自猶太-基督教傳統的個人，和來自儒道釋傳統的個人，在個人的獨立性與自由性方面有什麼不同的發展空間與方式，彼此之間是不是有交流的可能呢？當然，交流的前提是要相互了解。

文匯報：您在講座中談了很多女性主義，那麼，您認為精神分析如何才能引入中國的女性運動之中？

克裡斯蒂娃：首先，我認為應該是擴大閱讀，對精神分析有所了解，並且對人文科學的相關理論有所了解。其次，精神分析涉及的是個人的經驗，是沙發上的經驗，當然這種個人經驗是不能強求的。我們也對中國人的精神分析的實踐非常感興趣，不知道中國人的實踐是否能夠修正、變革精神分析的一些概念。1960年代時出現過對精神分析特別感興趣的女性運動這樣一股潮流，被稱為精神分析政治運動，這場運動包含了上述兩個方面。但現在這樣一種潮流已經不存在了，現在的發展全賴人們對精神分析的個人興趣。在我看來，女性運動今天已經不是一個群體性的運動了，它是我們個人的一種努力，是向往自由的一種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