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強調和固化，推到極端就會導致沖突

文匯報：您在復旦第一天講座開始時說，來之前在看美國大選，很高興奧巴馬能夠連任，認為“這與作為外國人的經歷，與對和平的努力聯系在一起，所以很關注”。您覺得他的連任對美國、對世界都具有很大的影響，是這樣嗎？

克裡斯蒂娃：奧巴馬有他自己的特點和貢獻。因為即使到今天，他還是有外來的特征，同時他也在第一任期中做出了很多和平的努力。他自己在這兩方面和我也吻合，所以讓我非常感動。從現實上來說，美國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國。當然，我從個人的角度出發，希望世界是多元的，但現實就是這樣，這個現實有它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希望這個現實還是往它好的那方面發展，我覺得奧巴馬上台可以讓它往好的方面發展。

文匯報：您曾在一篇演講裡說，新舊歐洲與美國應該一起思考、一起發展，因此倡導東正教的歐洲和天主教的歐洲需要相互理解。此外，您還提到歐洲文化和北美文化對自由的看法是相對但又互補的，而歐洲知識分子有責任讓舊歐洲的聲音被這個新世界所聽到。要做到這一點，具體應該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呢？

克裡斯蒂娃：感謝你讀到了我在霍爾堡國際紀念獎上的這段發言。歐洲文化和美國文化還是有一個共同的文化淵源的，兩者之間有互補性、但又很不一樣。美國提出的模式是一種極端的自由主義，你必須適應這種自由主義的模式，如果你不適應，就要被拋棄。歐洲則不是這種強加給你的模式，而是一種相遇型的模式——是不同文化的相遇，是多元的。這樣的相遇和交匯就會產生很大的創造力，當然，美國也有這樣的交匯存在，歐洲也有不自由的情況存在，但就佔主流地位的文化來說，這確實是歐洲和美國的區別。

那麼，如何推動歐洲的相遇型的、多元的模式在世界上存在呢？歐洲現在處在經濟危機的狀態，歐洲沒有錢，但是歐洲有的是思想和文化。現在我們在全球所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能夠促進多元性的發展。現在很多人最追求的是身份，把身份當作是一種崇拜，比如“我是中國人”，“我是美國人”，“我是同性戀者”——把自己固定在一個身份裡面，這種身份崇拜、身份的強調和固化，推到最極端就會導致對方的消亡，會導致沖突。但是，歐洲是這樣一個交匯、相遇的地方，在這裡，身份不是作為一個崇拜對象、而是作為一個問題存在的。比方說，我是一個保加利亞人，我來到法國，會說法語和英語，那麼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身份其實是一個萬花筒，隻有有了這種問題意識，才不會出現戰爭。歐洲自二戰以后已經有60多年沒有出現過大的戰爭，今后應該也不會出現。

歐洲要發展每個國家各自的特點，同時也要發展可以共享的身份，即作為歐洲，有一個什麼樣的共同身份是歐盟所有成員國都共享的。那麼，對歐洲之外的國家來說，如何讓它們聽到歐洲的聲音呢？中國也許是對歐洲的聲音特別敏感的，因為中國本身也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一個非常大的大陸，所以，出於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中國會對歐洲的多元性有敏感的傾聽。另一方面，中國從本身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出發，需要跟美國和歐洲都維持聯系，而不是隻聽一方面。

文匯報：身份的不停轉換，和您始終強調的個體性是怎樣的關系？您強調個體性的思想理路又是怎樣的，這和您對人類學、精神分析的強調是否有關？

克裡斯蒂娃：關於身份變換的問題，它源於西方的文化傳統，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后來在猶太-基督教的文化傳統中得到發展。我還要提一下司各特（Duns Scotus）這位哲學家，他說真理不在物質裡，也不在精神裡，而在於這個人和那個人那裡，也就是說，是在個體的人那裡。這才應該是人權的最終目標——讓每一個個體的人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他獨特的才華，不論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中國人也好、法國人也好。但是，這種個體性同時又是具有可分享性的，比如說普魯斯特寫的完全是他個人的經歷，但又完全可以讓他的讀者分享。所以，歐洲人文主義的核心，應該是提出問題、不斷質疑。我在對自己質疑的過程中，也說明了我是脆弱的，有脆弱的一面﹔而正因為我有脆弱的一面、我是有弱點的，我也就能夠理解他人的脆弱與弱點，並產生關懷。

歐洲有啟蒙時代留下的文化遺產，反對宗教的教條，但是現在，宗教也開始採取包容開放的態度，也有一種對自身的質疑。比如去年，我受邀參加為促進和平而舉行的世界宗教對話活動，在這個活動裡我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四位非信徒之一——不信教的人，也可以稱作是人文主義者。之所以邀請不信教的人文主義者，也是要讓那些信徒傾聽不同的聲音。所以，也許人文科學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幫助人們自我質疑——人文科學，包括政治、倫理、性別、哲學等等層面，可以成為這樣一個路徑。因為隻有通過質疑，才能避免身份的封閉性。

最后，精神分析肯定是對個體性的挖掘，它也是源於西方傳統的個體精神，但是較之於西方傳統的個體精神，可能更增加了一些內容，主要是對身體和性的探索。(記者 李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