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們黨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些精辟概述為行政管理方式創新指明了方向。現代行政的實質是民主行政。民主行政要求依法依規，要求服務於民，要求公眾協同、要求構建社會和諧。因此，對現代行政管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行政管理方式的“法治化”。民主行政必須依法依規。十八大報告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為此，提出了行政管理方式“法治化”的要求。眾所周知，相對於立法權和司法權而言，行政權最具擴張性，行政權擴張的結果無疑會損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社會組織的權利，給公民、法人或其他社會組織造成人身或財產方面的損失。為此，要求規范行政權、控制行政權，要求為行政權的運行設置法律軌道。如何規范行政權？最根本的是從源頭上控制行政權。公民自己能夠解決好的問題不得納入行政管理范疇﹔市場競爭機制能夠解決好的問題不得納入行政管理范疇﹔行業協會或中介組織能夠解決好的問題也不得納入行政管理范疇。從行政法角度而言，一是要通過行政組織法，明確行政權必須來自於法律的授權，即“無法即無行政”﹔二是為行政權的運行設計法律軌道，即規定行政權行使的方式、步驟、順序和時限，讓行政權不偏離其宗旨，讓行政權在法律軌道上運行﹔三是通過行政法律救濟措施，對行政權的運行進行糾偏，從而讓偏離的行政權回到法律的軌道上來。
　　行政管理方式的“柔性化”。民主行政必須是服務行政。十八大報告強調：要“建立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為此，提出了行政管理方式“柔性”化的要求。我國傳統行政一直實行以“權力”為本位，以“命令”和“強制”為手段，以保障行政權力運行為目的的管理方式。這種方式抑制了社會力量的成長和公眾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滋生了官僚主義，導致公共行政效率低下。比如，我們在以往的行政管理手段及管理理念上就存在嚴重缺陷。總體而言，我們的行政管理是一種“運動式治理”模式，不僅增加了行政成本，而且破壞了社會的是非觀、公正觀，在道德正義上削弱了政府形象，不但沒能促進社會公平，相反還加速了社會基礎秩序和社會價值體系的失范。現代行政建立在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基礎之上，現代行政的人文精神已從“命令與服從”的單向強權理念，轉化為“服務與合作”的雙向溝通理念。與此相適應，行政管理方式也從傳統的行政命令、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剛性管理方式轉變為行政指導、行政合同、行政獎勵、行政調解等柔性管理方式。柔性管理方式，體現了公眾參與、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雙向互動、平等協商、自由選擇等民主行政的基本要求。具體說來，柔性管理方式要求對規制行政的內容嚴格限制，以防止權力的濫用﹔柔性管理方式要求多運用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新型執法方式，要求要給予相對人一定的自主協商權利。在具體管理手段上，要盡量防止使用命令式、強制性、不計成本和一刀切等強制性管理手段，而盡可能多選擇一些法治化、談判協商、積極疏導等非強制性管理方式。
　　行政管理方式的“多元化”。民主行政要求公眾參與。十八大報告強調：“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為此，提出了行政管理方式“多元化”的要求。在民主行政的時代背景下，要求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現代政府要承擔保障公民權利、協調社會利益、回應社會訴求等社會管理職責，要大力解決就業、住房、教育、醫療衛生、最低生活保障、撫恤、養老等民生問題，而這些離不開公眾參與和監督。離開了公眾參與和監督，政府的行為就可能偏離其宗旨。在創新社會管理實踐中，需要把吸納公民參與看成是一種法定責任和義務，以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公務員的首要職責，是幫助公眾清楚明白表達並實現他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試圖控制或者掌握社會，新公共服務是建立在與公民對話的基礎上，應當從我們能夠提供或不能夠提供某種服務轉變為讓我們一起判斷下一步將要做什麼。”在此基礎上，我們還需要對公眾參與的途徑、方式進行統籌規劃、科學設計，創新公眾參與社會管理重大決策的平台，探索社會管理重大決策的聽証制度、專家咨詢制度、公開征求意見制度以及邀請市民代表列席政府會議制度等，形成政府與社會多元治理的有效機制，促進整個社會管理格局的改善和效果提升。為實現上述目的，我們更需要發展壯大行業協會和中介組織，提高行業協會和中介組織民主自治和民主管理能力。
　　行政管理方式的“疏導化”。民主行政強調疏導，要求積極化解社會憂怨，構建和諧社會。十八大報告強調：“要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渠道”。為此，提出了行政管理方式“疏導化”的要求。當前，中國社會正處在轉型時期，因為利益不均等分配問題，導致各種矛盾和糾紛疊加。為此，需要在政府主導下，完善社會利益協調機制，妥善處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暢通群眾訴求渠道，提高依法化解社會矛盾和糾紛的能力。一方面需要建立利益訴求機制。即疏通利益訴求的表達渠道，對不同利益群體的合理利益訴求予以回應，及時化解社會矛盾。在此基礎上，對利益訴求的表達方式予以引導，為此，需要建立黨委和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需要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鼓勵有合理訴求目的的利益群體通過合法手段表達訴求，拓寬民意反映渠道﹔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要發揮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的作用，構建以訴訟為核心的糾紛解決方式的有機體，搭建訴訟與社會大調解相銜接的橋梁，建立訴訟與仲裁、公証、申訴、信訪相聯通的紐帶。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優化訴訟分流機制，強化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確保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通過司法方式化解矛盾糾紛，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面需要我們促進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發展。當前，以司法為核心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在我國已初見端倪，但民間性與行政性非訴訟的糾紛解決方式的功能和分工還需要繼續整合。通過整合，實現司法調解與行政、民間性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銜接與互補。對非訴訟的糾紛解決方式，我們尤其需要在制度和立法層面上給予支持。
　　（作者系湖南省委黨校教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