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歷史學成為一門成熟的科學與德國19世紀歷史學家蘭克的卓越貢獻密不可分。他開創的一整套收集、整理和辨別史料的研究方法及其秉持的“如實直書”的治學原則，也為歷史學的科學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至今在人文研究領域還發揮著重要作用。
　　利奧波德最馮搰蘭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出身於一個虔誠信仰基督教的中產階級家庭，青少年時代即受到良好的教育。1814年，蘭克就讀於萊比錫大學，主要學習古典哲學和神學。大學畢業后，在法蘭克福一所高級中學教授古典文學和歷史。其間，他閱讀了前輩史學家卡斯滕?尼布爾的作品並受其深刻影響，開始把研究的重點轉入歷史學研究。1824年，他的處女作《拉丁與條頓民族史》一書問世，立即轟動德國文壇，聲譽鵲起。由於該書的巨大成功，柏林大學次年便聘其擔任歷史學副教授。蘭克一生治學范圍廣闊，涉及近代早期歐洲各大國，其著名的作品除了《拉丁與條頓民族史》外，還有《教皇史》、《宗教改革時期的德意志史》、《16—17世紀法國史》、《16—17世紀英國史》等。蘭克提倡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原則和目標，對現代歷史學的發展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由此獲得了“科學的歷史學之父”的美譽。
　　為了擺脫歷史研究中的哲學思辨傾向，借助於史料的批判性分析，蘭克明確提出自己研究歷史的“客觀性”原則和目標：“僅僅是依照事物真實發生的情況描述它們”，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如實直書”。“如實直書”最早是在蘭克成名作《拉丁與條頓民族史》的前言中提出來的。他認為，為了實現如實直書的寫作原則與目標，史學家必須緊緊依靠相關歷史事件目擊者的文字記載，或者說，隻有依靠歷史事件目擊者的文字記載才能真正實現“如實直書”。一言以蔽之，蘭克在歷史研究方法上，強調的是要掌握和運用第一手史料，隻有第一手的史料才能最終達到“如實直書”的歷史寫作和編纂目標。蘭克所宣稱的歷史研究的這種原則和目標，當然不僅僅是他撰寫《拉丁與條頓民族史》的基本原則，更是他所提出並倡導的一整套收集、辨別、運用史料（特別是第一手資料）的方法，以及由此而成的一套撰寫歷史著作的基本原則。當然，《拉丁與條頓民族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蘭克更加確信這種注重第一手材料的研究方法的正確性。懷著對史料的篤信，他在歐洲各國的圖書館和檔案館裡不辭辛苦地搜羅、整理、考訂材料，並運用這大量的史料撰寫了卷帙浩繁的歷史著作。
　　蘭克在歷史研究中強調“如實直書”，將史料編輯者的主觀性排除在歷史研究之外，並堅持認為不能超越事實之外作任何價值判斷。但是，“如實直書”的客觀性歷史研究原則並不完全是要求把個人的主觀意願和價值判斷從歷史研究中排除出去。蘭克認為史料不是萬能的，歷史本身還存在史料所不能觸及的領域，因此，在收集整理史料的過程還要對史料進行一種直覺式（如感悟、移情）的理解。
　　蘭克在方法論上堅持用史料說話，但是研究歷史並不僅僅是發現和陳述歷史事實。況且史料本身是有限的，歷史事實只是理解整個世界的一部分。人所知太少，更不用說探尋普遍歷史的意義了。因此，他認為人類要徹底解決歷史的意義問題是不可能的，隻有上帝了解歷史的意義。因為上帝創造了歷史，人類研究歷史最終是為了體會上帝創造歷史的意義。可見，蘭克最后還是從宗教信仰出發，來提出他的歷史研究方法的。
　　蘭克生平篤信宗教，懷著對宗教的敬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上帝的顯現，歷史的每一時代直接通往上帝。而根據蘭克的宗教觀念，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更能體現上帝的意志，這些就成了他歷史著作的主要內容。在此意義上稱“蘭克的史學是一種政治史”，並不夸張。他與普魯士國家官方關系密切，是普魯士的官方歷史編撰家。對德意志民族國家的贊美、對宗教的推崇、對君主制的頌揚等成為蘭克史學抹不去的印記。這種史學觀是與其特殊民族利益結合在一起的，並極大地促進了德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在中國，蘭克的治學原則和方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是有目共睹的。起初，蘭克的治學原則和方法傳入中國主要是經傅斯年、陳寅恪、姚從吾等人的引進介紹和身體力行。在治學方面，蘭克所倡導的“如實直書”的客觀性原則在中國史學界廣為流傳，史料整理和批判性研究成為中國現代歷史研究的重要法寶。如有“中國蘭克”之稱的傅斯年非常重視歷史研究當中的史料問題。他認為史學研究的首要工作就是確定史料的真實性，即考訂整理史料。他主持了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發掘，先后發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歷史的研究。傅斯年還將明清大庫檔案資料進行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今天看來，蘭克的治學原則和方法，一方面扭轉了歷史研究中史料掌握不夠嚴謹的狀況，使史料從依賴個人回憶錄轉變到依靠檔案研究上來。可以說，蘭克是研究檔案的真正踐行者，他通過梳理、考証卷帙浩繁的史料，不斷探尋歷史真相，表明了歷史研究是一門有特定研究方法的科學。另一方面，蘭克“如實直書”的治學原則和方法是以普魯士的政治史為主要研究內容的，貫穿了德國民族主義的價值觀，現在看來不免褊狹。當代歷史學研究不僅僅要研究政治史，更要研究人們的生活史、社會史。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如實直書”式治學的限度。要知道，歷史事實盡管是客觀存在的，但人的主觀性因素不可能從歷史研究中完全剔除。隻要有歷史學家存在，歷史研究就不可能排除人的價值觀念。歷史學隻有真正以人的方式關心人的生活，人才會去關心歷史學。本著對真理負責的態度、對正義負責的態度研究歷史，以人類合理的普遍價值為意義載體的歷史思想才會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