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中產階層在痛苦中掙扎，許多人的“美國夢”成了噩夢

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先是陷入衰退，在走出衰退以后又長期處於低迷狀態，從根子上抽掉了“美國夢”的物質基礎。

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美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在1950年以后的半個世紀裡，一直在3.3%以上，如1950—1959年間和1970—1979年間，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都是3.7%，1980—1989年間為3.5%，1990—1999年間為3.3%，1960—1969年間曾達到5%。但在進入21世紀以后，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開始下降到2%左右，而在次貸危機爆發以后，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在2008年為0.0%，2009年為-2.6%。走出衰退以后，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一直處在2%左右的低迷狀態。

與低迷的經濟增長率相伴隨的，是高企的失業率。美國的失業人員在1945年才275萬，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的失業率在2009年一開始就攀升到7.2%的高峰，隨后又逐月攀升到8.1%、9.5%……直到2009年9月攀升到10.1%，以后又長期徘徊於8%—9%中間，2011年的失業人員超過了1500萬，經過奧巴馬政府“再工業化”、“制造業回歸”等增加就業崗位的超常努力后，在2012年9月，美國的失業率才回落到7.8%。

在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美國家庭的收入2010年比1999—2001年減少7.1%﹔貧困人口直線上升，以四口之家年收入不低於22025美元為准，2008年美國的貧困人口為3980萬﹔2009年攀升到4360萬，佔美國人口總數的14.3%﹔2010年更攀升到4620萬，佔美國人口總數的15.1%。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在2011年，美國有1800萬個家庭吃不飽飯﹔領食品券的人，在2009年1月為3200萬，到2011年6月躍升為4670萬。特別是生活在貧困中的18歲以下兒童，在2007年是1330萬，2008年上升到1410萬，現在更上升到兒童總數的1/5。另一個受到傷害的弱勢群體是老年人，早在2008年10月，美國預算局就估計，國際金融危機已經使美國的退休金賬戶縮水2萬多億美元，使養老金缺口達1000億美元，從而迫使許多已經退休的老年人不得不再出去工作，以維持生活。

然而，從整個群體來說，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最重的，當數美國的中產階層。中產階層曾經推動了美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他們使美國人相信這裡是遍布平等與機遇的沃土，他們也是“美國夢”的主體。關於美國中產階層的生活，有一段典型的描繪：住在郊區，有一幢分期付款的帶兩間至四間臥室的房子，兩三個孩子，一隻狗，兩部汽車。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帶孩子做家務，拿薪水后馬上開出15張以上的支票付賬（房、車、水、電、煤氣、電話、有線電視、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賬單、孩子牙醫的賬單、醫療和人壽保險，等等）。平時看電視脫口秀，周末借兩盤錄像帶，邊看邊喝可口可樂、吃爆米花，每年聖誕節扎聖誕樹，妻子和丈夫都在發胖。但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他們的生活水平開始下降，機遇也越來越少，美國中產階層的規模和財富發生了雙縮水。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8月22日公布的研究報告稱，在2011年，美國的中產階層佔成年人總數的51%，而在1971年則為61%。其年均收入10年間下降了5%，從7.2956萬美元降至6.9487萬美元﹔而其資產則減少了28%，從12.5982萬美元減至9.315萬美元。在40年前，中產階層佔有全國財富的62%，今天則僅佔有45%。在報告所調查的1287名成年人中，85%的人認為現在比10年前更難維持自己的生活水平。美國蕭條的現狀吞噬了經濟擴張的空間，餡餅沒有變大反而在萎縮，生存競爭又愈益劇烈，這就使許多中產階層感覺到好像被困在一個房間裡，四面牆在壓過來，沒有門窗，沒有出口，“美國夢”漸漸變成了美國噩夢。

五、史無前例的貧富差距，使“美國夢”虛幻成神話

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史無前例的貧富差距，使美國夢變得虛幻起來，成為神話。從21世紀開始，美國的兩極分化就在加速，在2002—2007年間，65%的國民收入落入到最上層的納稅人的腰包裡，平民的年均收入則減少了10%以上。而在爆發了國際金融危機后的今天，貧富差距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現在，佔美國人口1%的富人，其佔有的財富，超過了佔美國人口50%的1.5億人所佔有財富的總和，而在20世紀70年代，它在美國GDP中所佔份額還只是9%，2007年也還隻佔23.5%﹔與此相比，今天美國人的中等收入低於15年前的水平，全職男性勞動者的中等收入，甚至低於40年前的水平。據美國企業研究2011年度報告，平均來看，大企業CEO的年收入為1020萬美元，比普通職工高出325倍。高盛集團董事會主席兼CEO更獲得5400萬美元的薪酬，其另5名高管則獲得了總計2.42億美元的薪酬。2011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正是從抗議這種1%對99%的極端不平等的貧富差距中萌發的。

在20世紀初期，美國也曾存在過這種“財富集中在最上層的塔尖上”的情況。當時，約翰·洛克菲勒、安德魯·卡內基和摩根等工業巨頭控制著整個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用“鍍金時代”來稱呼那一時期，意思是說：那時隻有表面上的金光燦燦，下面卻掩蓋著大規模失業、貧困和被撕裂的社會。而今天，美國又進入了一個由對沖基金經理和金融巨頭等超級富豪掌控的新的“鍍金時代”，人們擔憂這將給美國的發展帶來嚴重的后果。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2年6月26日的英國《金融時報》網站上發表《美國不再是機遇之地》一文，強調指出：“我們曾經被認為是機遇之地。而今天，與歐洲或其他任何有數據可查的發達工業化國家相比，美國兒童的人生機遇更多地取決於其父母的收入水平。美國曾經不辭辛苦地創造美國的機遇之夢。然而，今天，這個夢成為了一個神話”。其原因就在於新自由主義造成了使貧富差距空前擴大的經濟不平等，而國際金融危機則使得這個在廉價信貸、房地產價格上漲和過度消費的年代裡被掩蓋起來的問題暴露無遺。

事情十分明顯，出現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經濟不平等的症結是政府的政策。斯蒂格利茨在上面所引那篇文章中指出：“市場由游戲規則左右。我們的政治制度制定了犧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讓富人受益的規則。金融管理條例使掠奪性的借貸和肆意妄為的信用卡業務暢通無阻，這些做法使金錢從底層流向頂層。全球化的規則——全球化使資本自由流動，但勞動者卻不能自由流動——強化了一種早已存在嚴重傾斜的討價還價條件：企業會揚言撤離某國，除非勞動者作出重大讓步”﹔“法律規定對投機者採取的稅率可以是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或改變社會的創新者所征稅率的一半。這樣的法律體現了我們的某種價值觀，但是它們也扭曲了我們的經濟，唆使年輕人進入非生產性的領域”。斯蒂格利茨指出：“在政界一心想著削減公共教育和其他提升低層和中層人群際遇的計劃，同時要為頂層收入人群減稅的情況下”，還將導致一個更加分裂、增長放慢、政治和經濟動蕩的社會。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