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國夢”的具體內容

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美國夢”，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關於自由、繁榮、穩定和個人發展進步的機遇方面的，所謂美國是一個機遇之鄉：在這裡，隻要勤奮工作，加上一點點才華，就會順著階梯一級一級往上走。

在個人的發展機遇方面，和那些在種族、宗教等方面有嚴格等級和界限的地方相比，美國無疑為個人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機遇，但也不像它所標榜那樣，真是實現了什麼“人人生而平等”了。因為資產階級執掌政權以后，在消滅等級之間的舊的差別和一切依靠專橫而取得的特權的時候，只是用金錢的特權去取代封建主的一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在這個方面，美國的資產階級並不是例外。據有關方面的概率估計，在美國，中產階層出身的人，順著階梯上升和下滑的，各佔一半﹔低收入家庭出身的人，由貧到富的，極為罕見﹔出身貧寒者，可能一直如此。又有估計說，處於頂層那1/5的家庭出身的人，在成年以后屬於中產階層的，佔75%﹔處於收入水平底層那1/5的家庭出身的人，成年后取得中產階層地位的，僅佔35%。

新自由主義者往往把“美國夢”歸結為純粹個人的事情，這是與事實不符的，因為在實際上，恰恰是政府讓個人的“美國夢”具有了實現的可能。2012年7月2日，美國《時代》周刊發表喬恩·米查的《美國夢的歷史》一文指出：在“關於美國粗獷的個人主義故事的平民版本中缺少了一個角色：政府。正是政府使得個人的崛起成為可能。美國人從來都不願意承認，我們現在稱之為公共部門的機構，一直是使私營部門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是關於在美國“明天會比今天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強”的憧憬。

羅斯福在1945年最后一次總統就職演說中，曾經引用其母校格羅頓學校校長恩迪科特·皮博迪的一段話說：“人生不會總是一帆風順，有時候我們躍上高峰，而接下來一切會發生逆轉，開始走下坡路，但是要記住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文明的趨勢是永遠向前的，如果在數百年的高峰和低谷中間畫一條線，那麼，它總是保持向上的走勢”。在爾后的幾十年裡，美國的國力和繁榮確實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美國人過上了亞當斯在1931年大蕭條時憧憬的那種“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

人們常常把“美國夢”說成是美國“中產階級”（即中產階層）的夢想，這種夢想包含六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有房﹔第二，有汽車﹔第三，接受過大學教育﹔第四，有退休保障﹔第五，有醫療保險﹔第六，有休閑時間。美國副總統拜登領導的“白宮中產階級特別小組”也解釋說：“中產階級是由他們的追求、而不是由他們的收入來界定的。中產階級擁有住房、一台車、子女上大學、健康和退休保障以及偶爾的家庭度假”。

大體說來，特別在二戰以后，美國人就是懷著這樣的“美國夢”一路走過來的。但是，2007—2008年開始，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惡性發作而引爆次貸危機，並進而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美國人的這種夢再也做不下去了。現在，許多美國人覺得，不論自己多努力，也不會達到父輩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

三、次貸危機首先驚醒了“美國夢”

2004年10月，美國前總統布什在一次為競選連任而發表的演講中，提出了他所謂的“所有權社會”論，即要每個美國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子，而政府不干涉人們實現自己的“美國夢”。他說：“每次一個美國家庭搬進他們自己的房子，美國就變得更強大一些”。他所說的這種家庭指的是傳統的核心家庭：一對異性夫婦，有至少兩個孩子，生活在一套帶院子的獨立住宅裡，有一、兩輛車，而且還有一個帶有平板電視的多媒體房間。為了實現這一前景，布什推出了鼓勵人們擁有房產的新政策，例如“零首付計劃”。隨后又出台了更多的五花八門的抵押貸款形式，其中包括24個月不用付月供的貸款，后來還出現了隻要借款人的口頭承諾而無需書面文件的貸款。再以后，圍繞這些抵押貸款出現的各種金融創新產品，又經過包裝和再包裝，最終變得面目全非，沒有人知道它們到底包含什麼內容，或者它們到底值多少錢。在這種情況下，大量資本從生產領域流入流通領域，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分離，滋生出越來越多的泡沫經濟，一旦金融泡沫破裂，這種“次級貸款”引發的危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

那麼，出現次貸危機時的情景到底是怎麼樣的呢？在次貸危機發作時的2008年，據一家房地產研究所的報告顯示，全美至少有750萬戶房主背負“負資產”，即由於他們房屋的當前市場價低於其住房貸款總額，因而即使賣掉房屋，房主還必須墊付更多的錢才能還清貸款，這一類背負負資產的人佔到美國擁有房屋者總數的18%，另有210萬購房者處於背負“負資產”邊緣，其房屋市價僅比貸款高出不到5%﹔而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估計，全美可能有多達1200萬戶房主背負“負資產”。

這裡，以美國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為例，來展示次貸危機給美國帶來的危害。克利夫蘭是美國俄亥俄州最大的城市，在1851年通鐵路以后，成為五大湖區和大西洋沿岸間的貨物轉運中心。克利夫蘭以鋼鐵工業為首要產業，又在此基礎上建立龐大的制造業，使它在美國工業史上輝煌了100多年，到上世紀中葉，其經濟實力躋身於美國城市的前五位。克利夫蘭有1/3的面積被公園綠地覆蓋，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譽，並與匹茲堡一起被列為美國“最佳居住城市”。在華爾街的金融機構放鬆風險控制、慷慨借貸時，克利夫蘭成了“次貸之都”。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金融機構和購房市民都認定克利夫蘭的房地產價值、價格將與時俱增，但危機一來，房價卻一落千丈，而房產稅賦、貸款利息卻並未減少，在危機深重之時，連四五百美元一棟的房屋也無人問津。於是，一些無力償還房貸和房產稅的房奴，便選擇了“斷供”，舉家棄屋、逃之夭夭。2010年2月16日《克利夫蘭老實人報》的社論披露，該市的空房已逾一萬多套，這意味著全市已有1/8的家庭棄屋而去。這些棄屋出走的居民，狀況好一點的在親友家借宿，大部分或棲身於橋洞巷角，或在郊外支個帳篷度日。於是，在克利夫蘭街頭，失業者、無家可歸者四處游蕩﹔教堂或慈善機構的門口，貧窮的人們排隊等候領取免費食物﹔尋找就業機會和求助的市民擠滿了政府的援助辦公室。而在另一方面，因房主棄屋逃亡而空置的房屋，又成了消耗市政資源的巨大包袱。如該市有一座兩層樓的住宅，因其市值不到應交稅賦的1/3而被棄置，但由於長期空著無人看管，以致發生管道煤氣泄露爆炸，還傷及鄰居。

然而，次貸危機還只是驚醒了“美國夢”，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則在更大的范圍內和更深的程度上，嚴重地沖擊了“美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