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智慧治理 开创善治新时代【2】

三、打造智慧政府，推行智慧政务

社会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其中最为关键的，仍然是公共权力机关能否起到“治理之治理”的功能。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秩序中，党政机关能否充分有效运用科技建设智慧政务，是智慧治理能否得以推行的关键，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

传统的政府条块分割严重，政务流程复杂冗长，公共管理服务数据流须按地理位置和职能分配分割在多个部门，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增加了交接环节和复杂程度。智慧政府建设首先要深化“整体政府”“无缝隙政府”等理念，［2，3］打破政府部门的条块式划分模式，突破地域、层级和部门限制，为政府业务流程的重组和优化提供全新平台，使得更完备、更全面、无边界的服务和管理成为可能。

建设智慧政府不是将政府管理事务原封不动地搬到互联网上，也不是简单地搭建网上管理和服务平台，而是通过再造流程全面重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内涵，包括智慧调研、智慧决策、智慧动员、智慧实施、智慧监督、智慧评估、智慧改良等等。智慧政务能够有效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公众的需求进行全面准确感知，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并做出有针对性的响应，实现与公众的良性互动；［4］智慧政务还可通过大数据分析评价技术，对政策的执行对象、执行过程、执行效果和既定目标、社会预期、意见反馈等相关数据进行实时全面的动态分析，评估政策实施的总体效果，进而提出调整建议。［5］

智慧政府及智慧政务是新时代中国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行政公开透明。政府信息公开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智慧政府在原有的信息公开形式和内容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政务信息公开透明的渠道和平台。公开的内容应包括政府组织程序和权力构架、政府决策过程、政府管理和服务行为等。智慧政务要求依法把各项公共政策、法规、规章、条例等涉及普通百姓的公共信息，通过多介质的、植入生活场景的大众媒介予以公开，增加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在及时、充分、便利公开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公开与保密、公开与公民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是精准匹配需求。智慧政府能够通过基于科技支撑的感知系统和大数据分析系统，精准了解社会大众的需求，科学决策各类公共事务的优先顺序，并将政府可调动的资源与解决紧迫需求进行精准匹配。智慧政务的关键在于能否将政府的工作重点与公众生活的痛点、难点、焦点紧密结合。政务管理服务跟进的需求，既有当前多数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更包括依据广泛的数据分析和趋势预测判定的未来需求——借助智慧科技及大型运算，党政机关可以准确预测时代需求并提前布局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

三是多元高效协同。智慧政府除了承担经济社会发展必需的管理和服务外，更重要的是搭建便于非政府部门进入的分级管理、分层服务的公共平台，提供多元主体高效参与的运行机制，以保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能够高效协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公共服务的构建和运行。智慧政府通过基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共平台，可以跟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建立相对平等的合作关系，既提高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激发政治参与热情、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又可以有效地监督、制约、规范政府行为，确保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四、建设智慧社会，助力智慧自治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就中国社会治理现状而言，复杂多元的社会问题呈现和社会利益分化，客观上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个行动者共同发挥作用，尤其在一些公众需求度和共识度较高的领域，如社会公共安全、生态治理等领域，多元治理主体逻辑和行动糅合的成效已经初步显现。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变迁、人民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积蓄已久的市场和社会能量得以释放，也为全民共建共享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动力与可能。

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在强调发挥政府职能的同时，要突出“以党委和政府为中心”向“以企业与公众为中心”的转变，开展面向企业和公众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服务。政府简政放权的过程，也是社会依托科技找回权力（利）的过程。权力（利）本身不能产生直接的效益，必须通过各种手段的加持才能作用于社会实践，于此而言，通过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信息技术赋能社会，形成智慧自治是逻辑的必然。

通过技术手段对公民参与的鼓励、协调以及构建，可以使政府在解决今天复杂的社会问题方面变得既公开又高效。比如，平台购物企业京东集团推出的“物爱相连”公益捐物平台，不仅可以改变从筹款到购物到送货的传统流程，做到一键实现爱心捐物，而且可以依据其精准、高效的物流体系，实现爱心物资的及时抵达。

对于企业主体而言，政府要通过智能手段实现内部横向部门、纵向部门、不同的任务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等有机协同，整合各方力量共同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在政府与企业合作方面，在法治的框架内，在不侵犯第三方权益的条件下，应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数据资源，为政府科学决策，企业有序经营提供支持。对公众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具有一定程度公共性的企业，应当把社会公众的有效参与作为实现自身良性发展的重要工作。具有公共性的企业组织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自身官方网站建设或服务应用设计时，应当考虑用户的合法权益及公共事务的参与渠道。

对其他社会主体而言，在建设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过程中，需要关注的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方面是自身权益的维护。智慧社会应该构建起联结政府与公众、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公众等多维的沟通渠道，发挥三方各自的作用。对于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公众，在其知情权满足、监督权实现及其他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创新应用；另一方面是公共责任的承担。当代社会复杂多变，也面临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多元价值观、传统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考验，社会主体既应在法治的轨道上从事各类活动，也应该进一步强化自身在公共责任、社会道德方面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为和谐社会的构建贡献力量。

五、推进智慧治理，开创善治时代

智慧治理新时代是走向善治的新时代。建设这样的新时代，需要顶层设计、科学规划、试点先行、循序渐进。当务之急，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重塑治理格局、构建参与平台、完善共治设施、建立通用标准、出台激励政策、推进数据融合等方面付诸行动。

（一）重塑治理格局

传统的管控式科层组织以“计划、管理、控制”为核心，难以支持快速迭代的科技创新和智慧社会的需求。在新时代政府和社会关系构建过程中，应以人民为中心，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享创新为特征，创建政府为龙头的共创、赋能、开放治理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公共价值塑造，最终实现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智能化和社会化、专业化。党政机关应当尽快顺应智慧社会的要求，解决职能交叉、职责不清和资源力量分散问题，增强社会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实现善治的高度引导社会成员，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新格局。倡导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特征的“数据文化”，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

（二）完善共治设施

智能化的基础设施是实现智慧治理的必要条件。智能基础设施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即智能化物理基础设施和社会网络基础设施。智能化物理基础设施可以被看作治理创新的发展基础，而社会网络基础设施则可被看作治理的有效工具。网络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无线网、物联网、宽带、虚拟技术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存在实现了人和物之间无处不在的连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并明确指示要构建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公共服务平台。完善生活设施要求提高政府信息化水平，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国家治理大数据中心；加强运行数据交换共享、处理分析和监测预警，增强宏观调控和决策支持能力；推进人口、企业基础信息共享，支撑户籍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加强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网上政务服务等。

（三）推进数据融合

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要求，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国家数据资源统筹管理，加强大数据与物联网、智慧城市、云计算等相关政策、专项规划的协同。要加快法规制度建设，修订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办法，建立政府部门数据资源统筹管理和共享复用制度。推动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基础信息网络和关键行业领域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保障网络数据安全。要加快数据资源权益相关立法，健全市场机制，鼓励政府与企业、社会机构开展合作，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外包、社会众包等多种方式，依托专业企业整合公共大数据应用，降低社会管理成本。要建立标准规范体系，加快建立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平台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同遵循的数据标准和交换标准体系，推进数据采集、数据开放、数据交易、安全保密等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参考文献］

［1］李云新，韩伊静.国外智慧治理研究述评［J］.电子政务，2017（7）：57-66.

［2］曾维和.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跨部门协同——评希克斯的整体政府理论［J］.社会科学，2012（5）：36-47.

［3］尚虎平，韩清颖.我国“无缝隙政府”建设的成就与未来——以无缝隙政府工具为标准的评估［J］.中国行政管理，2014（9）：75-80.

［4］张丙宣，周涛.智慧能否带来治理——对新常态下智慧城市建设热的冷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21-31.

［5］杨冬梅.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J］.理论探讨，2015（2）：163-166.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社会治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