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自信的心理建构【3】

　　三、文化交往语境下的自信心理建构

　　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是一种心理表现。不同文化形态间的交往需要建立在这种心理的成熟之上，只有这样，文化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思想文化的灵魂应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形态。我们虽然强调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支柱，但不应遗忘三大文化支柱之间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毕竟，文化自信不能停留在历史记忆中，而要以一个眺望的姿态向前看。笔者认为，文化自信的心理建构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在交往中理解差异，其次是在交往中理解自我，最后是在交往中树立正确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自身文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认同，而这正是文化自信的根基。

　　1.在文化交往中，更好地理解文化的本质差异

　　历史从不等待任何人，也许还未等你就位，发令枪就已响起。中国在起点上就是落后的，这奠定了中国在现代历史上的角色是“追逐者”，而非“先行者”。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道路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因而西方世界对中国道路的质疑也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与文化上的责难。有意思的是，这些对其他国家妄加指责的国家似乎天生对任何责难免疫，即使被称为霸权主义，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旁若无人。这些崇尚自由市场的人们无一例外地把“市场”等同于“自由”，无一例外地用市场行为来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与文化诉求，以至于他们在基因上的资本共性使得这种共谋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然而，正是基于这种原始的特性，使得关于现代性的全部想象都是世俗的，这些想象虽然不违背人们所规定的任何规则，但也注定与“崇高”无缘。

　　这里便出现了矛盾，现代性的内核脱胎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的意义却在于寻求“崇高”。现代性的物质基础是资本的无限积累与扩张，而它的价值指向却是人的幸福。通常来说，弥合这一断裂的手段有二种：其一，资本主义对个体进行意义的规定——通过工作赚钱从而获得幸福 （资本与幸福的关系被强制建立）；其二，资本主义对资本进行意义的规定——作为普遍的交换中介功能的绝对公正（任何东西都可通过资本来衡量）。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设定，虽然表面看上去十分精致，其本质却是虚伪的。

　　对此，资本主义采取的方案是“名实”分离。如果资本主义一定需要被死亡，就让它在语言中死亡吧。例如，西方社会正在淡化资本主义的概念体系，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的描述体系，他们越来越不愿使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说法，而用“民主国家”替换之。因而，这些被称为“价值观”的文化元素成了资本主义本性的代名词，而“资本主义”本身则被当作一个过时的概念抛弃。继而，通过这种自我解构，资本主义成了新时期的道德家，他们用价值体系建立起“应然”的数据库，并用其道德框架来克服自身的缺陷。然而，这种克服并不具有说服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

　　资本主义孕育了现代性的概念，却把它限定在虚妄的价值体系的监狱中。因而，现代性的完美想象终究难逃由内而外的腐朽。幸运的是，中国对现代性的理解与实践并未受到这些限制，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现代性这个概念。

　　2.在文化交往中，更好地理解自身文化的内核

　　在文化的交往中，中国扮演着现代文化的“拓荒者”这一角色。相对于用“物”来诠释现代，我们用“人”来诠释现代。因而，对于“现代性”内涵的丰富与扩展，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中保持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第一，中国的文化实践塑造了一种人的生存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之路是一个主体解放的过程，生产意志的主体（国家）与生产活动的主体（人）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是解放的催化剂，而非目的。因为个人对财产的关系并不是最高的权利，并没有一个隐藏的上帝来为私有产权立法。资本对人的影响甚至控制虽然依旧存在，但是作用的方式却是间接的。在社会生活中，人的任何一种活动都无法脱离资本来实现，但他又无时无刻不面对着资本有可能被剥离的可能性，这种危机是存在的，而危机所带来的焦虑塑造了人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把握，也塑造了人与资本之间的无法消解的隔阂。这个隔阂是超越资本的更高的价值指向，虽然它现在还不甚明朗，但这个无法填补的空缺为人的真正的自由留下了空间。简而言之，中国经验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是靠不住的，人们需要不懈地去寻找真正靠得住的东西。

　　第二，中国的文化实践塑造了一种幸福及其实现方式。在中国，“人民”的概念非比寻常的真实且丰富。没有哪个人是“人民”，而没有哪个人又不是“人民”；它是中国式现代性的完美想象，也是中国人所能期待的真正幸福。中国共产党用“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建构的精神世界是非常崇高的，因为它告诉人们，既要成为服务别人的人，也要成为被服务的人，这种古典主义的实践原则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深深扎根。西方世界抱怨这种设定是理想主义的，但除非把幸福的内涵狭隘成购买能力，否则幸福不都是理想主义的吗？从黑格尔开始，对幸福的满足就已经是一种观念论了——人对幸福的满足程度源于对幸福的理解程度。

　　除此之外，个人幸福在中国道路中还有共同体意义上的表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的扬弃与人类社会超越式发展的整体趋势，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视其为幽灵，表达某种不可捉摸的恐惧。时至今日，尤其在中国的影响下，西方世界调转语调，似乎对共产主义的指责有所收敛。他们虽然承认它的美好，却否定它的现实性。从恐惧到承认，是资本主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意识的有限进步。即便如此，西方世界依然不愿向美好跨进一步。这种观望倒转了角色，让他们成了历史拓荒者的“追逐者”。

　　3.在文化交往中，形成正确的文化评价标准

　　长久以来，“自由”被封闭在语言、法权与政治谈资中而难以抽离，以至于给我们造成了自由就在身边的假象。事实是，如非自由，政治永远无法成为这个世界的主题，如查尔斯·泰勒所言，“政治生活是前政治时期的一个工具”，为了政治而政治是十分可笑的。

　　西方世界抱怨中国只懂得什么是“政治”，不懂得什么是“自由”。但是，即便中国无法正确地表述这个概念，中国道路时至今日的成就已经证明了它对“自由”之内涵的把握。毕竟，谁能想象一种自由缺席的现代化呢？反观自诩为现代“自由”概念的缔造者的西方世界，他们能够永远代言自由吗？对此，安东尼·吉登斯嘲讽说，“人们对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了解得越多，就越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假命题”。但这也警醒中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课题：如何去解释自身的经历。在外人看来，如果中国不去解释自己的经历，那就说明中国自己还无法理解自己。罗素曾经指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的文化独立才是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

　　文化独立意味着对文化持有自主的判断力，这其中文化评价的标准是一个问题，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如何理解中国式的自由。自由是西方自启蒙文化传统形成以来尤其崇尚的一个东西，似乎中国对自由问题的回应本身就等于认同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其实，能够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树立话语权，才能表明中国文化的真正力量与世界意义。西方自由思想在中国的最早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后逐渐进入社会主流话语系统，继而引发全民意义上的自由问题大讨论，并扩展到民主、公平、法治等领域。然而，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对某个我们非常陌生的问题的大量思考并不是一件好事，其中引起的关于价值秩序的争论至今未息。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来看，确定价值秩序的前提是诸价值的内涵是确定的，但价值的历史性决定了它的内涵也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对变化的诸价值进行确定的排序是伪命题。为了避免价值相对主义的困境，中国选择价值集合的表述方式，对多个价值观进行执行层次上的划分，而不作具体的排序；这种划分的标准是满足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的。事实上，西方社会的自由话语之所以流行，除了固有的文化传统外，还在于它仅仅将“自由”限定在个人的意志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解释难度。例如，个人的消解是现代性（工业流水线的视觉景观）的普遍状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人消解的后果却是个人主义的风行。个人主义意义上的消费主义与全球化的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精英主义作为一种被误解的理想在大众文化中扎根，每个人都自由地规划着自己的精英之路；这条路是由消费品建构的用于展示的画廊。如果说对“自由”内涵的最大外延是“自主地做任何事”，西方世界则将其简化为“自主地消费”，并将诠释重点放在“自主”而非“消费”。而中国特有的文化评价体系在处理自由难题时更应注重“自由”的意志与行动的平衡，这是中国为世界诠释一个正当的自由观的最佳途径。在此意义上，在中国讨论“自由”就需要聚焦一个现实维度。现实是自由的门槛，中国在寻觅自由之光的途中一定要看清脚下，不要被现实绊了脚。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卷首写道：“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如今，中国道路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一种独特且成功的道路，那么现在也应该是中国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目的与意图，并且用坚定的底气来诠释我们文化之力的时候了。

　　注释：

　　①{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5.

　　④{1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9.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8.

　　⑥习近平.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加强改革创新开创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04-28.

　　⑦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4.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

　　⑨{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30.

　　⑩{11}{12}{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296，40，41，41.

　　{15}[德]黑格尔著，先刚译.精神现象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8.

　　{16}{21}[英]罗伯特·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7，191.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1.

　　{19}[加]查尔斯·泰勒著，林曼红译.现代社会想象[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15.

　　{20}[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38.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