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自信的心理建构【2】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文化交往

　　纵观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就是文化交往的发展史。任何一种文化若要走向成熟、走向现代，只能通过更深层次的文化交往才能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洞悉了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更传递出一种对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交往的迫切期待。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意义

　　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有资格也有能力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理解，并向世界传递这种理解。无论是亲、诚、惠、容的新外交理念，还是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或是创设亚投行与丝路基金，都渗透出一种凝聚着浓厚中国韵味的观念体系。这种强调以和为贵、休戚与共、互养相成的未来图景，描述着一种多个命运主体相互纠缠的综合形态，我们把它称之为“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从全人类的高度上建构了一个最高目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其实已经摆脱了陈旧的全球化的制约，拓展了属于自己的理论途径，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因而也确立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的里程碑。

　　事实上，原有的“全球化”概念虽然很常见，但它严格来说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在任何领域，只要是主体之间的联系超越了单个政治国家的范畴，并逐渐发展到多个国家彼此互动的程度，都可以被称为全球化。后来，我们讨论全球化思维、全球化战略、全球化意识等，都是依托于这一现象作出的理性发散。但是，“全球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全世界各国的共赢吗？显然不是。西方国家通过全球化获得世界性市场，最终的目的还是自己国家的利益。即便是文化的全球化，它也要以商品的形式展现其价值，最终还是要还原为资本。这就存在一个讽刺，“全球化”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全球”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全球化”显然不是一种价值建构，充其量是一种利益手段，因而“全球化”的价值缺位问题也是饱受诟病的。那么，这种价值缺位由谁来负责呢？这就需要引出另一个概念——现代性。

　　论及“现代”，人们往往把它和先进的、科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等意义联系在一起。但在其原初含义上，“现代”只是指“所处时代的、新的、当前的”与“古的、老的、旧的”相反。“现代”是在时间序列中的某个阶段，因而仅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时间上的先进性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先进性。“现代”不一定比“古代”更好，“现代人”也不一定比“古代人”更聪明，能力更强。唯一的优势往往在于，现代人知道得更多，而这个优势也是历史赋予的。因而，“现代”之所以具有“先进性”等内涵，必须要有附加维度的支撑，而这个支撑有两个方面：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启蒙精神的弘扬。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现代”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才真正具有了“现代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地理大发现”带来全球各地区的广泛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能被称为全球一体化，也未能生成我们当下语境中的诸多全球化问题。

　　一般研究认为，“现代性”的内核是“理性与秩序”，这两个原则集中体现在经济学中，以此影响着人类历史。然而，诞生于启蒙伊始的古典经济学默认了这样一个前提——理性人的最高目的是利己，秩序是维护这个目的的手段。以此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市场体系，以及相应的文化形态主导了后续的人类历史，孕育了资本主义，孕育了全球化，也要为全球化的价值遗失负责。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始终缺席“现代”与“现代性”概念的建构，它们一直以来都是西方世界的概念。在“现代”概念的生成史中，中国是作为“古代”的代表被边缘化的。即便到了20世纪，中国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中汲取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但马克思主义也是以批判西方世界的价值前提为基础。幸运的是，恰恰由于从未染指建立于西方价值体系的“现代性”概念，中国却因此具有了“升级”这一概念的资格与零成本。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从最早的“古老、落后”，到后来的“否定、异端”，再到现在的“强大、值得尊重”，中国道路证明了，所谓“现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西方模式并非绝对标准。中国把“现代”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概念，中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现代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核心是共同发展，且只有“共同”才能发展。这个核心是陈旧的全球化的反题。所以说，中国不仅从未切近西方“现代性”背后的价值诉求，反而不断地在挑战“现代性”的权威，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用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彻底颠覆了“利己”的现代性价值基础，从而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图景。因而，也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系中，“全球化”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才彻底纠正了由西方世界主导的价值诉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值得全世界的尊重与赞誉。

　　2.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化交往环境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文化交往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共同体的形成依赖于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在一些重大原则与战略决策上，也主要表现为国家主体的行为。但是，只有当这种交往达到文化的高度时，“命运”的本意才能得到凸显，这种共同体背后的价值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交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在马克思的话语中，交往是涵盖一切社会关系的最为广泛的概念，他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这其中，物质生产性的交往是其中的基础，而文化的交往则是其附加形态。然而，无论是生产性交往，还是文化交往，它们都通过相同的方式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各个国家的世界意识。正如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而且这种“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作为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子课题，“文化交往”走向完善的必要条件正是拥抱世界历史，构建世界意识。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文化交往及其发展，但他在讨论个人发展的过程中，表明了类似的内在逻辑。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地方性的人（文化）的局限，“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他还指个体（文化）的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即“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也只有世界历史的语境下，人（文化）“……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总的来说，文化的交往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扬弃狭隘与片面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从而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所代替。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世界历史的真正普遍（世界意识）正在成为一种现实。那么，与这一进程相适宜的逐步深入的文化交往，既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充满机遇的。在此基础上，文化的交往将真正扬弃“冲突”这一传统的设定，因为文化冲突在一个以“融合”为目的的发展模式下是没有市场的。而这一转变，恰恰还原了文化之间的平等地位——毕竟文化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冲突，最多也就是“一种文化中一个部分”与“另一种文化中的一部分”相冲突而已，这是文化多元发展的正常体征，即便在同一种文化系统中，不同部分之间相互冲突的情况也多有出现，不足为奇。在既有的文化冲突体系中，大多数冲突其实是被制造出来的，这其中或有政治目的，或有经济目的，而文化无奈成为被绑架的对象。所以说，在一个以人类共同价值为目的的命运共同体之中，文化交往的最后障碍将不复存在，这也是对于文化交往得以顺畅发展的最大意义。

　　3.中国在多元文化交往中的文化身份

　　在文化交往的框架下，中国的文化身份是需要被明确的。然而，作为一种国家人格，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身份是两回事。前者是一种确定的事实，后者则是一种交往形象。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化是与西方社会相对立的，因而中国文化往往是以西方文化的“他者”身份出现的。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我们将“他者”诠释出了新的内涵。

　　第一，作为交往的主要对象，我们必须分析西方世界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的根源。西方世界认为现代性的历史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同步的，继而妄称两者为一体，并将其自身的政治欲求与价值指涉强加于现代性之上，以此规定了人类社会的最佳形态，用福山的话说，就是“历史的终结”。而这个最佳形态，也是其自我意识无限膨胀的形象化规定。有意思的是，他们却不愿谈起这个最佳形态究竟是什么，甚至不愿给它一个名称。他们只是描述它的一些特征，或是理性的，或是秩序的，或是民主的，或是自由的。然而，这些抽象描述的每一个要素都需要在极端完美的诠释之中才是符合事实的，即使这些事实被规定在目不可及的彼岸。黑格尔描述这种状态为“无论它在哪里寻找本质，都将毫无所获，因为本质恰恰是一个不可能被找到的彼岸世界，被认作不能找到的东西”。因而，他称这种状态为“哀怨意识”。在这个过程中，被膨胀的自信淹没的是其文明的瑕疵，以及对膨胀主体之“他者”的无法容忍。

　　第二，作为自我身份的建构，中国扮演着西方世界的“他者”。中国的存在为世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路径选择，塑造了一个西方世界只愿观赏却不愿接受的图景。可悲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比照，西方世界始终不愿接受中国发展的事实——西方世界宁愿将上帝印在钞票上，也不愿接受这个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憧憬共产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危险的，必须加以遏制。事实上，在20世界早期，罗伯特·罗素出于哲学家的自觉看到了这种自我膨胀的危险，他认为“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我们的文明中有那么一些瑕疵，而俄国与中国的情况则使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能使我们分清对错”。 但这种启蒙意味浓厚的自我批判，并未被西方广泛地接受。而在20世纪末达到巅峰的“中国威胁论”，则是对自我批判的异化形式——西方世界不愿去认识真实的中国，不愿去照面真实的“他者”，而宁可去相信一个抽象的自我建构，从而将其中的积极意义葬送在虚妄中。其实，他们虚构的这个中国，无外乎是自身的镜像而已。

　　第三，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也是诞生于对当时历史状况的反思与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是它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因而也获得了走上历史舞台的合法依据。然而，资本主义在它出生的地方建造了自己的坟墓，它在丧心病狂的资本掠夺与强占市场中失去了自我革命的能力。在文化上，西方世界以其特有的方式诉说着自己的历史，描绘着自己的形象，就像道林·格雷一样不遗余力地维护着自己完美的形象，隐藏起画面背后的罪恶与脆弱。

　　在当今时代中，中国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是后者不愿理解与不能理解的。中国道路的日渐清晰与文化自觉撕碎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遮羞布，这块遮羞布是后者自我意识的精粹，是西方现代社会全部想象的唯一内核。中国道路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立足于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理论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它与众不同的根本。然而，对于“发展”的评价体系并不是中国自己规定的。这一事实客观而公正地绘制了中国道路饱满而热切的底色。同时，这种文化身份的明晰，奠定了中国在文化交往中保持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基础。而中国道路作为一套日渐成熟的发展模式，为人类世界的未来景观提供了新的可能，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取向建构了新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