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文化安全刍议【2】

文化与文化安全

“文化既包括有形的实物、符号和技术，也包括无形的信仰、观念和价值。”[5]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源泉。在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中就有“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的思想，重视文化的力量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被称为“双刃剑”的全球化，在加强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交流交融的同时，客观上也会引起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的交锋——即文化冲突。已故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6]亨廷顿把世界上的文明划分为八种：“西方即基督教文明、儒教即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即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7]尽管很多学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甚至对亨廷顿的理论提出尖锐批判，但需要理智对待的是，“一带一路”所经国家和地区正好涉及上述的多种文明，亨廷顿的理论应该引发人们对文化冲突的足够警醒。文化的不同，会成为冲突发生的催化剂。

文化安全这一时代命题，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和文化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主权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安全始终以维护本国国家利益为准绳”。[8]文化安全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热点之一。

当前，学术界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定义仍然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一个国家现存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主要内容包括语言文字的安全、风俗习惯的安全、价值观念的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安全等；[9]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能保护本国传统文化免受外来不良文化的侵犯，以保证本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有学者认为，文化安全简单来说就是指本国的文化利益不受损害。[10]总的来看，国家文化安全指主权国家的文化领域不存在威胁和危险，具体包括国内文化安全和对外文化安全。“国内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文化领域免遭破坏，确保本国人民的精神、道德、伦理、政治信念等不受危害，如没有道德失衡和政治信仰危机等；对外文化安全主要指本国的文化环境、文化领域免受他国文化行为的威胁、损害，如能有效抵御他国对本国传统文化、政治信仰、价值观念等的侵蚀。”[11]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文化安全的关系

文化的交流融合会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和谐，使人们的交流交往更加便捷顺畅。但是，“融合不仅带来和谐的一面，也带来了复杂的后果。任何领域，只要有融合就会存在冲突，冲突是永恒的。”[12]国际文化领域的融合和冲突也同样如此。

“一带一路”是横跨中西、连接欧亚非的经济纽带，通过区域间的合作，使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实现优化配置和更加有序的流动，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转型和共同发展。“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不同文明文化交流之路。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首先发挥好文化先行的桥梁与引领作用，加强同沿线各国与不同地区、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及各种宗教信仰的交流往来，通过交流与合作，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

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维护中国文化安全更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应有且必须重视的问题。“一带一路”强调互联互通，是一个双向交流、同时并进的战略。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这一沟通、交流渠道，准确向国外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站稳舆论传播要地，消除沿线国家及地区对中华文化“威胁”他国文化的疑虑，降低和提前化解潜在的文明冲突与误解，让沿线国家正确理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真实意图，在国际社会上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不断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切实维护好中国文化安全。另一方面，与文化“走出去”相生相伴的是文化的“引进来”。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过程中，还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引进来”加以吸收，从而不断充实、丰富中华文化，激发、提升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活力。与此同时，更要时刻警惕“一带一路”沿线异域不良文化思潮的趁机渗透，警惕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一带一路”文化通道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警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政治分离主义渗透，防止沿线国家与地区多元异域文化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国家认同感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文化“引进来”过程中切实维护中国文化安全。

（苏娟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

[1]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35.htm.

[3] 蔡武：《坚持文化先行 建设“一带一路”》，载《求是》，2014年第9期，第44-46页。

[4] 姚余栋：《“一带一路”呼唤不忘“梅花精神”的“牡丹时代”》，载《梅花与牡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战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5] 双传学：《“一带一路”视阈下的我国文化开放战略》，载《东岳论丛》,2016年第5期，第28页。

[6]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0页。

[7] 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载[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页。

[8]国家安全的核心就是保护国家利益，作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保护国家利益。汉斯?摩根索曾经对国家利益的概念进行过明确的定义，他认为国家利益应该包括领土、主权和文化完整的三个方面。HansJ. Morgenthau,“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September ,1952,vol. 46, No. 4, pp.961-988.

[9]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49页。

[10]周鸿、黎敏茜：《“一带一路”战略与广西边境地区民族文化安全研究》，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62页。

[11]张骥：《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12]张志刚：《文化安全战略体系完善与国际文化博弈》，载《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86页。

来源：《当代世界》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