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中的文化、个人与社会【2】

　　从精英主义到人民主体

　　如何评价历史长河中的人物?如何理解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这一问题涉及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个人”和“自我”的看法。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重视的问题。正如陈先达所言,“在风雪交加、独自一人处于茫茫旷野之时,能够体会到个人的无能,能体会到哪怕两个人也比一个人强。而处于社会之中已经享受到集体力量庇护的人,往往片面夸大个人的力量。只知道有我,不知道有我们。只有在‘我们’中的‘我’,才能充分发挥作为个人的‘我’的力量。对这种只知有我不知有我们的教育方法,是把他放逐到社会之外,当他一个人面对大自然时才能体会到社会的力量。人,其实不只是我,而是我们。我是只有在我们中才能存活。我们不应该只会说我,应该学会说‘我们’。”

　　传统儒学中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视对个人修养和个人道德的完善,道家哲学则重视自我的自由和放达,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对个人价值的重视。但是,在传统文化中,“个人”和“自我”的价值意义,要在“家国天下”和“名教礼法”的谱系下才能得以彰显。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皆表示“个人”的定位,要在伦理关系和宗族共同体中才能呈现出意义。近代以后,严复首次用“群己权界论”、“自繇”概念来定义个人自由、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直至谭嗣同将“冲决罗网”作为打破家庭关系的先声、新文化运动集中地呈现出旧式家庭中的极端矛盾,“个人”的意义才从传统家庭关系中得以解脱,个人得以觉醒,“个人”的政治作用开始凸显。

　　但是,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个体认知、个人自由充分提倡后,中国的社会改造依然无法完成。中国新旧文化精英们基于个人学识和社会经验进行的社会运动和国家改造,当面对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时依然一筹莫展。20世纪初的历史经验显示,仅仅依靠新旧文化精英的联合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组织分布和资源分配,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更无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对于个人的认识和理解长期处于“臣民”意识的笼罩下。中国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即是去除“臣民性”,最深入、最广泛地联系群众,最大程度地进行民主革命,进而重新组织人民、建立现代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正是一场以人民为主体的革命。要完成这项革命任务,必须将从家庭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个人,与社会和集体发生横向联系,进而才能完成革命主体的重组,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伟大真理。

　　横向比较与纵向视野　　

　　近一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政治、经济秩序的彻底重建。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外来文化,而是已经在文化传统的动态发展中内向生长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共同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的历史进程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体系,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已经成为承载中华文明复兴的最有力的主体。在评价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崛起时,既要坚持横向比较,与当代的其他发达国家比较,更要重视对自身历史和传统的纵向比较。恰如陈先达所说,“纵向比较,就是自我比较。这是一种历史眼光。资本主义世界从诞生至今已经数百年,它在向外殖民时期积聚和掠夺了世界财富,才造就了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近代经历了西方列强割地赔款、敲骨吸髓的掠夺,山河破碎,民穷财尽。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经过60多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不是依靠战争和海外掠夺,而是完全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全国人民的力量。中国的崛起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无限发展的前途。应该把横向比较的结果,放在纵向比较的坐标中思考。纵横交错,既有世界眼光又有历史眼光,这才是唯物辩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