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货币本位之争【2】

难以追赶

吃了不少亏，大清国朝野上下很快看清了金本位优于银本位，按理说应该马上实施币制改革，起码不再吃制度的亏，但由于上面说的原因，直到清政府灭亡这个问题都没能解决。

清朝灭亡前夕，也有人提出过改革，就货币本位提出过三种设想：一是驻俄国公使胡惟德、驻英公使汪大燮等人提出实行金本位制，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提出继续实行银本位制，三是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建议实行金汇兑本位制。提这些主张并不是做理论争鸣，而都有现实的利益诉求，比如银本位虽然落后，但更适合地方督抚们抓财权，张之洞早就从西方引进了新式铸币机，用轧制法“批量”生产银元，自然不愿改变现状。最后督抚们的意见占了上风，1910年清政府进行了最后一次币制改革，颁布了《币制则例》，明确中国继续实行银本位制。

民国建立后，货币本位问题又被提出，南京临时政府搞币制改革，也有三个方案：一是孙中山提出的纸币方案，二是欧美银行团建议的金汇兑本位方案，三是梁启超等人提出的银本位方案，后因南京临时政府仓促结束，这些方案仅处于讨论阶段。

到北洋政府时期，又一次搞币制改革，多数人已认识到银本位制存在的各种弊端，主张立即改革货币本位，北洋政府成立了币制委员会，一年开了23次会，“所议问题分为两篇，上篇为本位问题，下篇为金汇兑本位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五种方案，除金银双本位、纸币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外，银本位仍然作为选项之一，其中币制委员会更倾向于金汇兑本位制。

金汇兑本位制又称“虚金本位制”，与普通金本位制不同，它发行纸币且不直接与黄金挂钩，而与另一个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一般在后者存放一笔外汇或黄金作为本币的平准基金，该制度有个好处，当本国的国际收支发生严重逆差时，可以先动用外汇储备，之后再使用黄金，增强本币的抗风险能力。

币制委员会认为“与其用银本位或金本位，不如用金汇兑本位”，如果采取这种制度，中国的货币本位不仅实现了追赶而且可以超越。但实行这种制度又有很多困难，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币制仍很混乱，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时实际上还处在铜本位阶段，距银本位都尚有距离，步子没法跨这么大，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梁士诒就持这种观点；另一方面，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前提是准备一笔巨额的黄金或外汇储备，当时北洋政府刚刚向外国银行团借了一大笔“善后借款”，再举债难度太大。

争论到最后，银本位制居然又成了唯一可能的选项，梁士诒等人认为银本位“虽然恶本位，犹胜于无本位”。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值20世纪初，发达国家都在开动印刷机印制与黄金或外汇挂钩的纸币，而中国的铸币厂里却在不分昼夜地铸造着一块块“袁大头”。

白银风潮

银本位几乎成了一道迈不出去的坎，后来又让中国吃了一次大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物价高涨，在避险需求下黄金价格坚挺，但当时世界黄金的总产量却在不断下降，其中1915年至1922年下降了1/3，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由于黄金外流严重，率先放弃了金本位制，到1933 年3月，德国、英国、日本、瑞典等35个国家先后脱离了金本位。193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也放弃了金本位制。

放弃金本位后，各国多实行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相当于金汇兑本位制，这种制度要求有一定黄金储备，美国为此宣布将黄金收归国有，禁止出口和兑现。1934年美国又通过了《白银法案》，规定在本国货币储备中黄金占3/4、白银占1/4，为此美国大致有13.5亿盎司的白银缺口需大量购入。在此背景下国际白银价格暴涨，1933年底纽约银价尚为每盎司0.3501美元，至1934 年底涨到0.5448美元，一年涨了55.6%，1935年5月甚至达到0.7442美元。

过去一般认为银价下跌对中国不利，但现在发现银价上涨其实对中国更不利。在银本位下银价较低时中国还可以趁机扩大出口，而白银也会因此向中国流入，现在银价暴涨对中国出口产生了严重抑制，在削弱出口能力的同时也削弱了进口能力。美国之所以挑起一场“白银战争”，除照顾国内“白银派议员”的利益外，还是一场贸易战和经济战，是将本国经济危机转嫁给他国的措施。

更严重的是，中国在近代以前都不盛产白银，一方面发现的银矿资源十分有限，矿石品位差、含银量低，另一方面银矿冶炼复杂，提纯难度大。银价突然上涨打击了中国经济，白银升值造成中国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继而使国内通货紧缩加剧，而白银外流也日益严重，1934年中国白银的流出量约值2.57亿元，是1907年的5倍，这还不包括走私渠道。据日本方面的估计，1933年中国白银走私出口量约为330万盎司，1935年暴增至1.88亿盎司，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则国内存银将触底，白银“必有外流罄尽之虞”。

对经济基础脆弱的中国来说，白银大量外流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它曾导致了一场鸦片战争，而它所直接造成的后果是银根吃紧、工厂倒闭、失业增长、通货紧缩、政府财政收入下滑，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生了，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1933年为100.59，1934年5月即急跌至89.47，通货紧缩已经来临，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说：“美国实施白银法以来，其影响于中国经济者尤为恶劣，卒乃引起空前未有之恐慌。”

回顾上述历史，不难发现货币本位制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而与国民经济、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也与每一位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晚清到民国近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实行着一种落后的货币制度，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难以估量。

造成这种结果尽管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由观念落后所导致的体制、机制落后造成的。近代意义上的银行在16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就出现了，当时张居正正在明朝搞改革。17世纪末英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股份银行，19世纪中期欧洲又诞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随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

反观中国，在20世纪以前清政府还没有开办过一家银行，更没有中央银行，国家的金融法规体系更是长期空白，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可以随便进入中国，随便在中国发行钞票，而中国本土金融体系主要由钱庄、票号组成，使整个国家的金融命脉事实上长期掌握在他国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晚清政权还是民国政府想大刀阔斧地来一场金融改革是很难做到的，面对一个个现实困境，当遇到类似于货币本位这样的改革难题时，执政者只好一再“退而求其次”，明知落后也只能坚持，结果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被越拉越远。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