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职务消费”【2】

公款旅游

古代交通不便，诏令、公文以及信件传递成为问题，官员到外地赴任、出差也往往是一件大事，这些通信和旅行方面的需求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无法解决，于是国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驿站制度。

秦汉时驿站制度就已经初步具备了，到唐朝驿站体系达到了完备，在全国主要交道要道上每30里就有一座驿站，据《通典》统计唐玄宗时全国有驿站1639个。宋朝的驿站制度更为完善，从功能上将其分为邸、馆、驿等。元朝驿站称“站赤”，明朝对这项制度更重视，朱元璋称帝后立即下令整顿全国驿站，把“站赤”重新改称“驿”，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对驿站的接待标准进行细化，全国涌现出河间府的乐城驿、东平府的太平驿、扬州府的广陵水驿等知名驿站。

古代官员多文人出身，在涉身政务的同时也喜欢寄情于山水，驿站成为他们“半公半私”的游历工具。唐朝盛产诗人和散文家，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到大量不太出名的诗人、文人，写了大量歌咏各地山川名胜的诗文，如果没有官府驿站，他们的足迹很难涉足这么广。韩愈在诗中说“府西三百里，侯馆同鱼鳞”，白居易写“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何音五十里，已不属苏州”，可以看出驿站分布之广。

靠着发达的驿站，苏轼的足迹西到陕西凤翔、东到江苏吴江、北到河北宝县、南到海南昌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明清以后还出现了徐霞客那样的旅行家。

文人们创作了大量与驿站有关的作品，李白的《题宛溪馆》、王勃的《白下驿饯唐少府》、杜甫的《奉济驿重送严公》、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还出现了“题壁诗”，学者王子今把这种“泥墙墨书”称为“文学史的特殊视屏”。

清人查慎行从北京南归，沿路经过各地驿站，一路走一路写，写完就题在驿站的墙壁上，一趟行程下来竟然有60首诗，刊刻一册为《题壁集》。不仅相对短小的诗词，大段的文章也有人题写在驿壁上，如李白的《姑熟亭记》、柳宗元的《馆驿壁记》、刘禹锡的《管城驿记》等，唐人孙樵的成名作《褒城驿记》也属这类作品，被称为晚唐文学的代表作。

积弊难改

但是，除了方便文人们诗酒唱和、纵情山水，公款招待、公费旅游所带来的却多是弊端。

《清稗类钞》记述了一个故事，有个叫钱豁五的惯骗，有一次要从广西到浙江去，路途有3000多里，路费是一笔大开支，他想到了官府驿站。钱豁五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广西巡抚衙门的信封，在里面塞上废纸，外面粘上鸡毛，弄了一套竹筒，用黄面的包袱背上，扮成官府信使，一路走官道，途经数省都畅通无阻，吃喝全由驿站供应。

其实明清时驿站制度还是比较完备的，想混进去并不是件容易事，除了把自己打扮成信使或官人，还要出具勘合，相当于工作证和介绍信。勘合本是专人专用，但由于管理松懈，有人就拿去卖了或送人情，也有人伪造勘合占便宜。

这只是被人钻了制度的漏洞，而相关制度所产生的浪费和腐败更让人惊心，仍以驿站为例，其经费支出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成为一个巨大包袱。《明会典》记载，张居正改革期间整顿全国驿站系统，仅精简了1/3就省出94万两经费，而当时户部每年的库银收入只有300万两左右。

再说公款吃喝，这种现象在历代都很难治理，汉景帝时出现了连年歉收的情况，但官员们公款吃喝依然很厉害，汉景帝不得不下诏，发现谁接受公款宴请一律就地免职。汉宣帝时有官员出差期间招待费过高，奢侈浪费，朝廷曾下诏进行过“通报批评”。宋朝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对公款招待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其中一条是官员需凭“券食”方可用餐，类似“就餐券”，用餐标准也有规定，超标的要被追究。

但制度要发挥真正的效力，人的因素十分关键，如果制度事关执行者的切身利益，那执行效力就会因这种影响而发生改变。最高决策者无不希望下面有一支清廉、高效的官员队伍，也希望通过制度约束让官员们保持克制，但这种约束往往是无力的，抓得严了好些，稍微放松就立即反弹。

说到底，这些现象的存在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有关，中国被称为“熟人社会”，人与人不是通过制度、规则而是习惯于通过私人关系发生联系，人情大于法治、大于制度，“有人好办事”“只要有人没有办不成的事”等观念自古就很盛行，于是人们在维系各种关系上愿意花费更大的精力和资源，从而把吃吃喝喝、迎来送往这些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