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洞察当代经济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2】

二、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释放了社会活力、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同时，我国经济社会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贫富差距较大、一些地区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层出不穷。此外，还有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危机等问题也日益困扰着我们。对此，该如何解决？

一种观点主张回到38年前的老路上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市场化程度低所致，出路是应该让经济进一步自由化、市场化。这种从西方教师爷那里贩来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是很难说服人的，“老师”自己的问题都处理不好，你还照搬他那一套？事实上，从中国当前实际来看，现阶段我们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结合起来，选择一种真正符合现今实际、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为此，应该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正确处理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关系。首先，必须坚持让市场起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同生产者、经营者都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他们之间的产品和劳务交换只能是等价交换。二是因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产业和成千上万企业之间的配置，不可能由一个计划来安排，只能让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来调节。这样，才能调动生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高效地配置生产要素。

其次，由于市场不是万能的，它的失灵和负面效应需要由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和纠正。从纯粹生产领域来看，市场有其高效的一面，也有其失灵的一面。比如说，它自身解决不了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比如说它不可能为了全局利益引导生产要素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流动，比如说它可能忽略投资大周期长而又事关长远的项目，等等。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再生产不仅有生产环节，还有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市场机制不能保证交换是完全公平的，不能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不能解决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如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重大分配和消费问题完全由市场机制自发“决定”，肯定要出大问题。不处理好生产与分配、消费的关系，不解决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社会再生产也不可能顺利进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市场机制是只讲微观投入产出效应的，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以牺牲环境与生态为代价，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按新自由主义的说教，完全听任市场摆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我们搞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既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关键是界定好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活动边界。从微观经济领域来说，政府应主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培育好要素市场；二是对重大投资设立负面清单，严控污染环境的企业和可能导致重复建设的产业尤其是原材料产业的盲目发展；三是维护好市场秩序，保护好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微观经济活动可以放手让市场来调节供求关系。从宏观经济领域来看，政府应该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对国民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进行宏观调控。新中国成立60年来，无论是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民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成绩不仅是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不可企及的，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到的，其公开的秘密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国家宏观调控的建树。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全新模式。

2.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在我国经济结构正进行重大转型、服务业正在加速发展的当下，更要大力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这对于增加就业、发展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们应该创造更好的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有一股势力千方百计地诋毁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其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种：

一是说“公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其实，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中点明商品交换的存在条件是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不同的有所者，并且指出：“最初的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这里说的“共同体”就是原始公社，也就是说最初的商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原始公社之间开始的。而且，从原始社会末期至今，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公有制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一直存在。当今世界可以说找不到一个没有公有制企业的国家。许多国家的国有企业还经营得很不错，比如说新加坡的淡马锡集团等。因此说“公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的说法，无论是从逻辑上来说，还是从历史上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是说“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且不说此论以偏概全，即使是确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效率低”，只要改革措施到位，认真总结我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如“鞍钢宪法”，并借鉴西方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的经验，定能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管理的制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督和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在对待国有企业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切不可人云亦云。许多人只看到了国有企业似乎没给自己带来眼前的直接利益这一点，看不到庞大的国有资产最终属于全体人民这一本质。因此，我们一定要顶住妄图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干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发生改变。

3.规范分配关系，兼顾公平效率，缩小收入差距。从今天中国的实际出发，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首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为了使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更加合理，要堵住国有生产要素流失的漏洞。特别是要防止土地的贱价出让，尤其是对商业房地产的贱价出让。更要严控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加强对证券市场规范管理，清理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所谓“金融创新”，不让投机者操纵证券市场对中小投资者“剪羊毛”。同时，加大信贷资金对容纳众多就业人员的实体经济的支持。还要逐步提高广大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确保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将应缴的社保资金足额到位。同时限制一些企事业单位中高管人员不合理的过高薪酬。

二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要照顾好绝大多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要参照国际水平合理确定流转税和所得税税负，对应缴纳的税收尤其是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足额征缴。更要适时出台调节财富收入过大的房产税和遗产税。还有财政资金的使用要进一步提高惠及民生的比重，尤其是要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扶贫的投入。这不仅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增强他们的实际购买力，缓解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而且有利于通过国家再分配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缓解企业薪酬成本增加的压力，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为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有赖于全球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在此之前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不仅要做好自己国家的事情，还要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一是努力实现本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为全世界树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榜样。

二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坚持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原则，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不搞民族利己主义，与所有交往国家合作共赢，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三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为逐步改变美国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制定的维护他们既得利益的“游戏规则”共同努力，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者：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