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余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文化复兴

编者按：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其系列重要讲话中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足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文化复兴。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刘余莉长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探寻中华文化繁荣和复兴的路径，让我们走近刘余莉教授。

记者：党的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我们认为，所有的自信一定是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史上我们是一个文化大国，今天我们却不是一个文化强国，您认为今天我们应该怎样重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刘余莉：中华文化，广大精微，历久弥新，孕育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历经沧桑，百折不挠，至今仍屹立于世界东方。然而，在历经 “五四” 和 “文革”对经典的误读和对圣贤的批判后，一些人对中华文化的误解达到了顶端，因而一度丧失了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西方的经济增长、物质繁荣和科技发达，盲目的崇洋媚外、不加选择的 “拿来主义” 也甚嚣尘上，导致了一批年轻人不认同中华五千年的养生文化，却以吃西方的垃圾快餐为荣;读不懂祖宗的文言文，却以看英文电影为乐;不能欣赏礼仪之邦的礼乐文化，却以传唱外文通俗歌曲为流行……凡此种种， 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一个没有高尚文化熏陶的民族，犹如一个没有高尚精神支撑的躯壳。

令人欣喜的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也是文化梦，因为我们要以优秀的中华文化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重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照搬西方

记者：改革开放36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其它领域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例如道德滑坡，理想信念缺失，贪污腐败盛行，假冒伪劣充斥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有的学者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才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刘余莉：这种观点既缺乏对社会治乱根源的深刻分析，又忽视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宗教文化背景，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以腐败现象为例，腐败通常是指国家公务人员不正当地运用公共权力以获得非分的个人利益。从我国现实看，腐败现象的产生应具备三个条件：(1)领导者的私利观念和腐败思想——它说明为什么会腐败;(2)公共权力的存在，即领导者手中都掌握着一部分公共权力——它说明用什么去搞腐败;(3)体制的不完善和法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为以权谋私提供了可乘之机——它说明何以能够腐败。三者缺一，都不能导致腐败。

公共权力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腐败。公共权力既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关键在于谁来用、怎样用。因此，腐败的根源只能从用权者和用权制度两方面来寻找。从用权制度的角度看，体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是产生腐败的社会原因，是外因(缘);从用权者的角度看，领导者私欲的膨胀和腐朽的道德观是腐败产生的思想原因，是内因(因)。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第一位的原因，是事物存在的深刻基础。因此，要根除腐败，必须解决产生腐败的思想动因，提高领导者的道德素质和责任观念，培养领导者的正义美德。

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了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但仁慈博爱、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爱诚信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可以把西方某些先进的制度搬到中国，但是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把西方奉行的民主制度搬到某些乡村进行民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等现象。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

如果人的良心已经泯灭，领导者为了私利而无视公平正义的存在，制度改革最终也很可能沦为某些聪明人更加堂而皇之腐败堕落的保护伞，甚至还会出现《群书治要·汉书》上所说的：“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

具体讲，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了以下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此外，离婚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等，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为害社会，所以西方社会也出现了《老子》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情形。《群书治要·袁子正书》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意思是，如果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即使是每一天都以刀锯在外面执行死刑、惩罚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当代西方社会也出现了以上这两个问题。而这些问题仅靠维护公平正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本身是无法解决的。正如当代西方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在他的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由此可见，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群书治要·孟子》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礼记·中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企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群书治要·傅子》指出：“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 说明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各个方面的制度改革，是十分及时而必要的。但是古人也同时看到，并不是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实现大治，还必须有贤德的人去推行善政。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曲阜后强调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可见，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在关注制度设计的同时，重视道德教育。因此，我国当前社会改革的重点不是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而是要弘扬中华文化，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中华文化可以导正官德民心

记者：您刚才反复提到《群书治要》,据了解，您最近一直在研究这部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令谏官魏征等人整理传统文化之精要编撰而成的一部资政巨著，也是一部曾经失传1000余年的大唐盛世的治世宝典，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生前曾为该书题词。请您结合《群书治要》谈谈传统文化对官德、民风的影响。

刘余莉：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群书治要·盐铁论》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上也说，“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这就说明，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孔子、曾子那样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也能够把窃贼给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有廉洁、有志气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间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

《群书治要·史记》载：“汉兴，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道德教化)不在此(法制的严苛)。” 意思是说，汉朝兴起，去掉棱角而力求宛转，免去繁文缛节而提倡质朴，法网宽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鱼，可是吏治却蒸蒸日上，谁也不敢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定。由此看来，治理国家重要的是道德的引导，而不在于刑罚的严酷。

《群书治要·汉书》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导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 意思是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本来世代君主都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用法令来驱使的，法令严酷而民风就呈现出哀怨。

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圣贤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这种政治制度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好人、并把好人选拔到领导位置上而设计的，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群书治要·六韬》)

圣贤政治所达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群书治要·史记》)的理想效果。在《群书治要·体论》中也说到：“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意思是说：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礼法则紧随其后。道德与礼法都是引导人民的工具啊!远古时代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转向善良，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转向善良，这是最好的治理;其次，使人民互相礼让，身受劳作之苦而并无埋怨，这是次一等的状况;再次就是用法规来纠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欢从善，因畏惧刑罚而不敢做非法之事，这是最末一等的治理。

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群书治要·六韬》上也有所说明：“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 意思是说，国君把世俗(大众)所称道的人当作有贤能智慧的人，把世俗(大众)所诋毁的人当作不肖之人，那就会使党羽众多者被提拔，不结党者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能的人，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用虚名取得爵位，所以社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难免陷于危亡的局势了。可见，如果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采取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总之，无论是圣贤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为基础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忽视了人的道德素质提升而仅仅关注民主制度的推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人的良心泯灭而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