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余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文化复兴【2】

中华传统道德教育的经验

记者：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较早地认识到教育对于强国富民的重要意义。《孟子·离娄上》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意思是说，再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手段，也不如教育和文化对民心的影响。请您谈谈中华传统道德教育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对今天的启示。

刘余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虚心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道德教育的经验，因而导致了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圣贤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因此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要明确目标、精准简要。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的。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弟，次见闻”。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所谓大道至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明确简要，易记易传，因而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普遍奉行的价值观，这包括四维(《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

二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是由儒释道三家共同承担的，因此，除了伦理道德教育之外，还包括因果教育，核心都是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特别是因果教育，贯彻于儒释道三家教育之中，如《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的德本财末、“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皆属因果教育;而道家以讲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均属于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佛教讲因果通三世，把因果规律讲得更为彻底。中国历史上虽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因社会国家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时未到”的观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故人不敢胡作妄为，无法无天。这些都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的形式多样，并且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育，养子使作善也” 《说文解字》)。古人持家治国，可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自五四运动已来，传统文化惨遭批判，家规大都被废弃，即使能够自我反省，也因无所凭依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致使做人没有做人的准则，才导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层出不穷。所以，从恢复家规(《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规的集大成者)开始重视家庭母教，可以从小教会子女做人的规矩，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观。

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群书治要·汉书》中说到：“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意即古代的君王，没有不把教化看作是大事的。他们设立大学以教化于国都;设立庠序(地方学校)以教化于城镇乡村。

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要次序合理、制度健全。《群书治要·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这就是说，劝人为善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可以说，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

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通过教育、考试、人才选拔、监察、法律、激励制度保障的。例如：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除了从法制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种：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二是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它教人尊师重道，承担着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阎王的城隍庙，城隍庙里面描绘了地狱的种种情景，让人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关系，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内在的自律，使人从内心不敢去做坏事，承担着因果教育的功能。这种高度艺术化的社会教育，体现在传统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美术之中，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的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也就是说，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文化复兴：教化先行，推陈出新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您认为，当下应如何推动中华文化的复兴,并把文化复兴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

刘余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人治国，道德教育实为首要。概观今日灾难繁多，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是因为西方忽视了宗教教育，东方忽视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所致。要彻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高度重视弘扬中华文化，把恢复中华伦理道德教育放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具体要做到以下四点：第一，国家可以挑选一些国真正通达中华文化且德行兼优的教师，在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传媒上宣讲中华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恶。第二，要真正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领导者的选拔必须具备“孝廉”的条件，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选拔领导者，首要条件即是“孝廉”。第三，国民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五伦八德”的道德教育作为主修课或必修课，以《国学治要》、《群书治要》作为治学、治国的必读课本。上行而下效，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并身体力行中华传统美德，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第四，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等作为落实中华伦理文化的试验区，将其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汤池镇“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以中华文化教育办班教学，民风显著改善，成为“和谐社会，礼仪家邦”的成功试验实例，并引起了国际上的瞩目。

回顾历史，在中国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既能够保持各民族大团结的统一局面、又能不断融合外来民族并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就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秉持“不同而一”的理念，在全社会提倡了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而且这些价值理念能够为各个民族、各个宗教信仰的人们所认同，从而成为全体人民普遍奉行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形成了社会统一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因而没有出现如墨子所讲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的情况，即社会上有一个人时，有一种道德的标准，两个人就有两个人的道德标准，十个人就有十个人的道德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纷争，甚至会出现当代西方社会所出现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和是非荣辱的标准，“我愿意、我高兴”成为某些个体道德行为选择的最终理由。这正是当代西方社会出现道德混乱的根源。

历史和现实表明,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但改革的重点绝不是盲目推行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政治，而恰恰是通过政治、行政、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改革，借鉴中华传统圣贤教育，着重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文化断层、教育失误的问题。唯有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才能拯救人民心灵，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记者：您的观点对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很有启发，文化复兴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学习、模仿，而是要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具体的方法就是：教化先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四个特色即：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其中，民族特色就包含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一直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今天，中华文化依然是当代中国文化中最有自信的底色，离开了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也就不复存在，当代中国文化也就失去了自信。由此联系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因此，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的复兴，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恢复，而是让中华文化的血脉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得以传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三个倡导”既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因子，又吸纳了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又具有较强的时代性。

刘余莉：党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体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并为此提出了“三个倡导”24个字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概括了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公民的价值准则。这正是继承了中国历史上重视道德教育以实现国家治理、社会和谐和个人修身的经验而得出的重要结论。（来源：理论网）（文章由被采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