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江村八十年

编者按 费孝通的英国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为其《中国农民的生活》（即后来的《江村经济》）作序时提到：“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其观察的深入和描述的确实，显然不仅是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这大概可以看作费孝通一生写作的心理基石。

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费孝通在清华研究院修完体质人类学课程，获硕士学位，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其俄国导师史禄国（Shirokogorov）希望他出国前添点本钱，嘱其暑假后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做一年调查，再行出国留学。

当时，广西省政府设有特种民族研究课题，需合适人选。吴文藻设法接通路径，为费孝通争取到机会，参与“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计划”。费孝通于当年十月赴广西，进瑶山，在其计划推进到百多天时遇险受伤，这次田野调查被迫中断。

一九三六年夏，费孝通回家乡江苏吴江养伤，准备留学。其姐费达生建议他到开弦弓村小住一段时间，休息、养伤之余，顺便了解村里丝厂情况。该村位于吴江境内，苏州南部，太湖附近，是个水乡。村中丝厂属于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是费达生等在一九二九年帮助村民创办的，旨在改良丝业生产，提升技术水准，复兴传统产业。

费孝通并非一开始就想定，养伤时间可成调查时间。刚住下时，也没有立即想到要做调查。他串门入户，闲话家常，敏锐觉察到村民生活正发生历史性变化——现代工业开始进入中国农村，养蚕女开动缫丝机器。费孝通整个心思被强烈吸引，意识到眼前场面大有意义，应如实记录，做出分析，他说：

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此外，在过去十年中，开弦弓曾经进行蚕丝业改革的实验。社会改革活动对于中国的社会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应该以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各种社会变迁。通过这样的分析，有可能揭示或发现某些重要的但迄今未被注意到的问题。

一村农民生活之变，可作一国社会变迁晴雨表。这种自觉，当时学界或不多见。费孝通“从毫末辨流向”的意识和本领，此时已相当显豁。他随即展开对开弦弓村农民生活状况的实地观察和记录。“一九三六”因此成为中国人类学者起步之初即进入国际人类学前沿地带的时间标志。

人类学自萌芽至成型初期，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一直有“文野”鸿沟。不少学者认为，民族志方法只适合研究文化比较简单的“野蛮”社区，不适合研究自身所处“文明”社区。故，当时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多在“化外之地”。

费孝通则认为，事实本身无所谓“野蛮”或“文明”。称“野蛮”，无非表露出主观蔑视心理，在学科意义上则不能成立。一个学者研究自身所处的文化，欲持守客观立场固然不易，却非不能。经过相当训练的学者，研究自身文化或有优势，如语言、地理、机会、观察、访谈等方面，都比外地人更方便。他希望用事实证明，民族志方法也适合研究所谓文明社区。他在开弦弓村的调查，就是“用研究花篮瑶时所用的方法去研究一个本国乡村”的自觉实践。

“我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这是费孝通的一句自白。结束开弦弓村调查后，他带着瑶山的稿子和开弦弓的资料赴英留学，在将近一个月的海路途中，写出了描述、分析开弦弓农民生活的大纲。这个大纲为他的英国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准备了一份莫大欣喜。

作为人类学功能学派的领军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曾因该学派独步一时获得足够声望，也因其逐步趋向于“过分标准”的职业化状态而“感到不耐烦，厌烦它的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他曾主导了人类学研究从“摇椅”向“田野”的重要转折。当他主张人类学者“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姆勒非洲人同样关注”的时候，费孝通带着中国江苏开弦弓村农民生活的调查资料，到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门下报到。

费孝通敏锐地记录开弦弓村民生活因机器下乡发生的变化。马林诺夫斯基敏锐地借助费孝通的调查素材蕴含的学科发展活力。师徒之缘，酿出人类学史上又一次历史性转折。

马林诺夫斯基把这一转折的意义写进费孝通博士论文出版序文——“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为雕刻这块“里程碑”，马林诺夫斯基以独特方式指导这位中国学生。他帮助费孝通融入英国市民生活，嘱咐费孝通留意浸润学术空气，请费孝通参与自己著作的修改过程。到论文撰写阶段，他时常躺在床上，用白布蒙着眼，听费孝通逐段逐句念自己的博士文稿。听到某处，他会“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说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句说得不对头，严厉中裹着诙谐，无妨谈笑风生。他还把费孝通的论文拿到其主持的“今天的人类学”研讨班上，宣读、讨论、修改乃至重写，以确保“宪章”文字的应有水准。

经由这一过程，费孝通经历了严格、充分的学术训练，拿下学术前沿成果；开弦弓在其论文中获得学名“江村”，从此和费孝通一起名扬天下。

《江村经济》以一九三六年为时间节点，如实描述了开弦弓村的土地制度、人口、家庭、婚姻、伦理、亲属关系、农业、蚕丝业、副业、工业、贸易、教育、医疗等方面实况，内容远远超出“经济”概念。对此，马林诺夫斯基“不无嫉妒”地说，该书“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因其“完美”“准确”“深入”“罕见”，江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乃至更多人士观察、了解、研究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窗口。

格迪斯（W. R. Geddes）是费孝通在LSE的低年级校友，对《江村经济》及其描述的村庄或多些亲近感。他后来掌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系，教学中一直使用《江村经济》，并关注一九三六年后的江村变化，颇想实地造访。

一九五六年，机会降临。新中国成立数年，治理成效显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中共的领导人可以以相当满意的心情回顾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段时期。”自己回顾之余，也想请西方人来看看，改善对新中国的印象。新西兰文化代表团受邀访问中国，格迪斯作为该团成员，据说是经周恩来认可，得以走进江村，做了短期调查。后来，这位“第一个到这个村子来访问的欧洲人”写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副题：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

格迪斯在“结论”中说：“一九三六年的开弦弓和一九五六年的开弦弓，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今天开弦弓的人民，看来确实比二十年前，在物质上要富裕得多，而且他们有了更大的安全感。”

费孝通称许格迪斯的调查和成果，说是“好的工作”，“相当好的书”。他被格迪斯所激励，“安排重访江村”。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十六日，他带着中科院经济研究所选派的助手，到江村住了二十天。

要弄清楚江村二十年里的主要变化事实和数据，调查工作十分紧张，夜以继日。打算盘，摇计算机，每晚平均用掉一斤灯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