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江村八十年【2】

费孝通敏锐依旧，感慨乡村巨变，也发现“问题就是一大堆”，如“粮食有点紧张”、“哪里有钱念书”、蚕业衰落、缫丝不再等等。结果是，“农业增产了百分之六十，而还是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二十一年前好过”。

“问题出在副业上”，这是费孝通的看法。历史上，因人多地少，江村农民吃饭靠种田，花钱靠副业，故副业发达。一九三六年前后，村民年收入中，四成半来自副业。费孝通重访江村时，限于当时政策，“农业社只搞农业，所有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里去做。甚至向砻糠加工这样的事情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蚕农靠缫丝挣钱的门路不通了，只能卖蚕茧，收入自然减少，念书的钱也成了问题。

在费孝通眼里，农民生活有难处，国家利益也受损。他写《重访江村》时说：“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我希望在农业社经营范围这个基本问题上，是否可以放开来争鸣一下，多从实际研究研究，农业和工业之间究竟怎样配合联系，才最有利于我们在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中发展社会主义？”

有人认为，这是在批评当时农村政策，属于犯上。反右运动随后到来，费孝通未能幸免。正在《新观察》连载的《重访江村》遂遭腰斩。

从反右到“文革”结束，费孝通的学术工作中断二十多年。一九八〇年六月，其被错划“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费孝通在座谈中表示，有两笔欠账要还，第一笔就是关于江村历史变迁的追踪记录。

一九八一年十月，费孝通第三次访问江村，看到“农民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还有了钱花”。究其原因，是恢复传统副业，重建缫丝厂，新建丝织厂和豆腐坊。据此实证，费孝通重提当年话题并做扩展——“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见微知著。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一文中说：“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现象。即使不能说中国几十万个农村都已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的共同趋势。”

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费孝通的判断。称谓上，从“乡村工业”到“乡镇企业”；状态上，从“星星之火”到“异军突起”；地位上，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再到“三分天下有其二”；功能上，用费孝通的话说：“乡镇企业帮了中国的大忙！”

从三访江村开始，费孝通热切追踪这一历史过程。一年一次，一年两次，积累资料，深化认识。当初看重的是“草根工业”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后来看出了一条中国工业化的独特道路。一九八五年八月，他在《九访江村》中写道——

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在草根工业中，农民表现出了充分的主动性，这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么？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费孝通三访江村之后，远赴英伦，到母校LSE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纪念奖章。在领奖演说中，他当众许愿，到一九八六年，将根据江村五十年变迁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江村经济》的续篇，即设想中的《江村五十年》，“在那个时候送到在座的朋友们的手上”。遗憾的是，由于大量调查资料被某“年轻的研究工作者”带走不归，其郑重许愿竟至无奈落空。

转眼已近江村六十年。为筹划费孝通江村调查暨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纪念事，吴江、庙港、开弦弓村三级领导都认为村容不能让人满意，准备“大搞一下”。费孝通听后说：“这个事顺其自然，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能为开弦弓开小灶。你们条件不错，名声不小，现在还是中等偏下的水平。老是中不溜溜地混日子，不行啊！人家都可以更好，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搞得更好？”

六十年里，费孝通一直都期待江村乡亲们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却从未借自己的名望、地位为江村争取特殊待遇和条件。这个村庄闻名中外六十年，从没有因其名声而大红大紫，也没有大起大落，一直是自然生长，寻常状态，也因此保持了观察中国农民生活变迁的样本价值。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研讨会暨贺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六十周年”会议开幕。费孝通说：“六十年前，带我到开弦弓做调查的人，是我的姐姐。我带着调查的材料去英国学人类学，写了博士论文，出版了《江村经济》，向关心中国的读者讲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开弦弓的问题，是文化接触问题。当时村子里的工厂，是文化接触的产物。……我们看人家怎样生活，实际上是研究文化的变迁。……假如我能活到九十岁还能写文章的话，我希望能写一篇我们这个时代在我身上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

二〇〇二年九月，费孝通第二十六次走进江村，访问了第十三村民组周文昌家。这是费孝通一生最后一次江村之行。这次家访的照片，收录于《开弦弓村志》，也陈列于“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该馆落成于二〇一〇年，是费孝通百年诞辰的年份。馆中一块展板上，“二十六访江村”历次时间表旁，有一段文字——“初访江村是我这一生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历程界标。从这里开始，我一直在这一方家乡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养，受用了一生。……我的祖祖辈辈在家乡养育了我，我虽则已由老而衰，但我没有忘记家乡，有生之日总想为家乡这片土地上多加上一点肥料，能长出比我这一代更有出息的子子孙孙。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这是费孝通《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文中的一段，读之眼熟。那年有幸参与这篇文章的起草，当时情景还记得。时光忽忽，江村调查六十年转瞬已延为八十年。如今江村什么样？多年暌违，今春重访。

游走小清河边、村中公路，传统民居已不多见，零星夹在别墅小楼之间，隐于在建新楼之后。有该村“农民教授”姚富坤引路，才得见残余的清朝建筑，找到当年丝厂水池遗址。在姚富坤的帮助下，还见到了一九三六年费孝通初访江村那幅三人合影中站在中间的小男孩、现年近九旬的沈宝法；见到了费达生的学生、村中第一代缫丝女工周亥金，今年九十九岁。

两位老人家都坐在自家门前的春日阳光中，干净，安详。接谈间，沈的儿子在旁劳作，敦实、憨厚；周的孙辈聚谈，欢笑。见来客举相机，指着院落一角说：拍拍这边吧，过去种桑树，现在改草坪啦！

费孝通曾用“有祖宗，有后人”描述中国文化特点。面前这老人健在、儿孙绕膝的生活场景，实在可做江村八十年来农民生活变迁的生动写照。

（本文由作者提供，发表于《读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