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审美启蒙

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点之一，是强烈的群体意识，但这里也隐含着它的一个缺点，那就是独立的自我被湮没于群体(家庭、家族、君主专制的国家等)之中。几千年来，个性难以伸张，启蒙惟艰。如何推动启蒙？值得我们深思

一

启蒙的核心意义，在于个性解放，具体一点说，即自我的独立自由，解除一切外在性的束缚。我把人生境界按高低层次分为“欲求”“求知”“道德”“审美”四种，其所以把“审美”列入最高层次，就在于其他三个层次都有不同程度的外在性。外在性意味着外来的约束，唯有审美，完全出自内在，故独立自由。“欲求”的境界出自类似兽欲的低级需求，需要外物的供给方能满足，其外在性不言而喻。“求知”境界是对外物的探求。“科学”(求知)视自然物为认识的对象，“对象”就有外在的意义，其所追求的普遍性原理对人生具有强迫性，人必须服从科学的普遍性原理才能生存。其流弊是“科学至上主义”，导致人文精神丧失，贬损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当今科技繁荣发达，其所导致的网络信息时代、“微文化”时代、“市场经济时代”，诚如我在《科学推动民主》和《怎样改变依赖型自我观》两文中所言，给大众带来了一片独立自由的新天地，对推动启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当今的网络信息文化和“微文化”以及市场经济的现实中，也有其庸俗的一面：效用第一，拜金主义，物欲横流，不仅有损个人人格，而且更危险的是，人们都像鸵鸟一样埋首于物欲的沙堆之中，则造成“万马齐喑”“庶民不议”，尚何启蒙之可言！

再说“道德境界”。我在许多论著中一再谈到，“道德”的含义必然包含“应该”，即使道德是自愿的应该，也有一定的外在性。且就当今的现实来看，我们在各种媒体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公告，训诫“子民”：“你们要如何如何”，“你们应该如何如何”。口头上的“应该”和“要”满天飞，腐败和虚伪之闻却不绝于耳。原因何在？道德的训诫是外来的，难以打动人们自我的内心。道德之外在性来自“群体”，所谓“大公无私”乃道德“应该”之本根。为了“大公”(群体)，你“应该”如何如何，语言何等堂皇！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中，此等堂皇语言往往变成了掩饰假公济私之伪装，假“大公”之名，行群体压制自我(“无私”)之实。我以为未来之启蒙，必须剥去此种伪装。我主张“大公有我”。

我所崇尚和提倡的审美，远不止于感官之美、声色之美，而是以万有不同而相通的“一体”之领悟和玩味为美。此种美既尊重和爱护一己之自我，又以他者为我之骨肉，故又尊重和爱护他者之自我。在此种“一体”的领悟中，我对他者之尊重和爱护，非远出于道德的“应该”之外在感和强制感，而是出于自然而然的内在感情，故此种美具有完全独立自由的内涵。只有视他人为外人，才有对他人应该如何如何之义。试想，一个人对自己手足之痛的自怜之中，能有丝毫“应该”之义吗？我若能视他者为己之手足骨肉，则他者之痛犹己之痛，我对他者之痛的同情感中，显然亦同样不掺杂“应该”之义。“审美境界”与“道德境界”之别，就在这“自然而然”的“内在性”与“应该”的“外在性”之间。前者的人生价值和意义高于后者，由此而判然分明。我们现在的许多媒体，在报道某人见义勇为的事迹时，经常把此种人称为“最美的人”，如“最美的乡村医生”“最美的教师”等等。其所以不以“好人”“有道德的人”相称呼，而称赞为“最美的人”，显然与外貌漂亮毫不相干，而是指他们视他人犹己之骨肉，其行为不夹杂任何一点个人利害的计较，甚至连道德上的应该与不应该都无暇考虑。媒体如此用语，是否意识到用道德意义上的词条尚不足以表达此种人的心灵之高尚，我不敢妄测，但无论如何，此种表达，实际上深得“审美境界”高于“道德境界”的含义。

二

欧洲传统文化重科学，科学成了欧洲启蒙的推动力。中国传统文化，如梁启超所说，对自然“素不措意”，科学不发达，这是中国启蒙迟迟难以启动的原因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能找到什么样的因素来推动启蒙呢？我以为，可以从“中国是诗的国度”这一文化特点中追寻到一点推动中国启蒙的动力。具体一点说，这就是指中国人的审美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学而优则仕”，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儒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严格的贵贱等级意识，个人的自我被湮没于此种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的群体之中，个性被束缚，意志不自由，是中国几千年来套在为官的士人脖子上的绳索。要为官，首先就要自行套上这条绳索。但人性总有伸张个性、要求自由的一面。出路何在？吟诗诵词，乃中国为官之士人皆有的习性。原因在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内涵都意在追求自我的自由天地。中国美学“意象说”所推崇的意象美，就是在言外之意、词外之情、象外之意中做无穷的玩味与领悟，而此种玩味与领悟正是一片遨游于世俗之外的自由天地。唐代诗人张九龄，官至中书侍郎，其五言古诗《感遇》之一云：“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通过草木之表面形象，可以领悟到作者本人独立不依之“本心”，颇有屈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的伸张自我的品德。《感遇》的另一首诗云：“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托物言志，从中可以领悟到作者独立不迁的自由意识。苏轼《临江仙》：“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其悔恨宦海营营之束缚，向往独立自由境界之意，跃然纸上。又《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东坡为做不苟流俗之幽人，唯如鸿雁飘渺于田野苇丛间，寂寞终身。非胸有万卷书，无半点依傍权势之陋习者，孰能至此？陶渊明《归去来辞》：“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陶公自悔以往心在求禄，反为形体所役(束缚)，而不能自主，故赋“归去来辞”，归隐田园，以享“心远”自由之乐。我曾赞陶公独立不依之高远境界曰：“潇洒澹逸，心无一累，非深于老庄之道者不能也。”即使是朱熹这样被称为“官方哲学家”之人，也不是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只讲儒家之“天理”而抹杀人欲。他甚至提出过“人欲中自有天理”的命题，把天理与人欲结合起来。他不仅是道学先生，而且是大诗人，有很高的审美境界。他爱游山玩水，著有很多山水诗，甚至有“不作尘中思”的隐士风格。“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俨然一位深得老庄之道的渊明传人，哪有一点官方哲学家的气味？是后世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才片面地宣传他，把他抹黑成“官方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