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文化学者）
任何社会都存在偶像，任何社会也都需要偶像。这是因为，现实总不尽如人意，甚至多少令人愤愤不平，而偶像却永远不食人间烟火、光鲜亮丽，其存在对饱受现实“折磨”的人的心灵亏欠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当然，在有些时候，偶像塑造也成为一种治理乃至操纵的手段，总有一些人能够通过高明而细密的手段，将自己或他人打造为偶像，并藉此实现对大众的控制。例如，德国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执导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如今虽已被钉上恶名昭彰的纳粹宣传的耻辱柱，但该片在希特勒走上神坛的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仍也不免令人们感慨于现代偶像塑造机制的强大。
在中国，大众偶像的“出世”大致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以国家为主导性力量的“自上而下”的塑造，承载着改造思想、教化大众的重任。上世纪60年代，解放军战士雷锋和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相继成为国家倾力打造的赫拉克勒斯式的民间偶像。起初，雷锋的形象藉由一系列文字作品和摄影图片风靡全国，其中一些技术手段在今天看来虽然不无争议，但在当时确实爆发了难以置信的巨大能量；至于60年代中期“走红”的王进喜，则借助了方兴未艾的电视媒介，他的一系列既生动、又符合主流价值观期许的电视讲话产生的轰动效应，即便放到当下也仍是一种令人瞠目的媒介奇观。在主流意识形态中，雷锋和王进喜，不仅代表着确保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进取精神，而且也承载着令中国摆脱贫弱、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所急需的道德力量。
第二种偶像塑造的方式，是一种以文化机构和文化力量为主体的、“中观”层面的策略。今天看来，这种策略或许绝无仅有地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文革”的结束、改革的启动、国门大开、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这些社会结构的新样貌，为文化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沃土壤和自由空间。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度为泛政治话语所鄙夷和批判的美学，既出人意料又不出所料地扮演起引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导性角色；李泽厚、高尔泰和朱光潜等美学家，则成为处于进取性和幻灭感夹缝中的中国城市青年的精神偶像，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智识的力量，一种既高贵、又有明确价值旨归的行动指南。而与此同时，在与思想文化相平行的大众文化空间中，一些来自中国大陆之外的演艺界人士开始因其周身散发的、或多或少带有商品化色彩的气质，而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最初的一批娱乐偶像。无论高仓健饰演的杜丘身上蕴含的坚忍不拔的男性气质，还是费翔通过独特的肢体语言对身体消费与家国情怀所进行的巧妙结合，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一种新形态的、更具普适色彩的偶像生产机制已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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