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文化学者）
上世纪90年代是偶像生产话语机制的转折点。随着知识精英在国家文化生活中的隐匿或体制化，商业力量开始全面占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闲暇时间。电影、电视和音乐工业的加速产业化，使得上世纪60年代的群情激昂和上世纪80年代的高贵质朴，都迅速成为被戏谑和被遗忘的对象。商业时代的偶像以“精致”为主要特色，其带给人们的应当是纯粹的愉悦，而不宜附加任何明显的政治或文化意图，但这也就意味着隐晦的政治或文化意图开始大行其道。商业体制以大众消费为收入来源，于是大众似乎于其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
2005年，当带有鲜明中性风格的青年歌手李宇春，在350万条手机短信投票的簇拥下，成为新世纪初最为耀眼的娱乐偶像，就连西方观察者也不由得将整个“超女现象”视为一种进步性的文化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层面的偶像塑造依然在发挥作用，这在2009年群星璀璨的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所产生的巨大震撼中得到了佐证。而一度被城市青年顶礼膜拜的知识精英，则不得不在商业和国家的二元体系下低下头颅、转变姿态，摩肩接踵地走进《百家讲坛》，用旧式知识分子不可想象的方式，完成对文化的商品化。对此，易中天老师的一句话发人深思：“这个节目……不过是帮助一部分愿意上讲坛的学者，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
从雷锋、李泽厚的庙堂之高，到李宇春、易中天的江湖之远，中国人塑造偶像的方式由自发而自觉、由粗放而精致、由直白而隐晦。其间隐藏的社会观念和文化生态的变迁，实在一言难尽。只是有一点，相信大多数人都可以认同，那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塑造出来的偶像，都旨在满足人们在特定时期的精神领域内的需求。不同类型的偶像的持续存在，有时只不过是表明人们总是对周遭世界有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期冀，却又不具备改变现状的能力或勇气，这么一个令人伤感的事实而已。
当然，人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如果连杨子荣这样“无欲无求”的革命英雄，都能被发达的电影工业打造为雄性荷尔蒙爆棚的商业偶像，谁若想要好好挖掘一下“脸红什么？精神焕发！”背后的文化潜台词，恐怕只会被当成不合时宜的土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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