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的破冰之旅

2016年，全球商品市场价格进入下行通道，石油、天然气、钾、煤炭、铁矿石、基本金属价格都达到过去10年甚至几十年的历史低位。一些机构预测2016年大宗商品生产厂商将继续面临价格低位挑战——世界银行估计46种主要商品中37种平均价格将低于2014年。

在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达五年，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日益凸显。中国这艘大船，如何“破冰”砥砺前行？3月19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经济峰会上，一场以“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的讨论务实展开，一些参会的世界500强公司还为论坛提供了相关研究报告。

供给侧存在结构性问题，导致市场无法自动实现平衡

当前中国经济的减速被称为“新常态”，世界经济的减速则被称为“新平庸”。同样是减速，发生的原因却不完全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表示，在发展阶段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从2011年起，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2017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将开始减少，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实际增长率也大概如此。从2011年“十二五”开始，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到7.6%，实际增长速度为7.8%。“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至6.2%，这是供给侧可能保证的一个增长速度。

新增劳动力减少，意味着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在放慢。当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缓后，惟一的出路是寄托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蔡说，真正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为16岁至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2014年到达了峰值，2015年是负增长，今后将继续保持负增长。按照这个判断，每年新增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从过去的4%降低到了2014年的1.3%，2015年只有0.3%-0.4%的水平。劳动力不能大规模地重新配置，生产率提高的空间也就大大减少了。

在蔡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从经济增长、生产函数的角度看能够解决什么。在劳动力总量不能增长的情况下，可以调整的就是劳动参与率。其次，未来人口可能还有改善的余地，例如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第三，加大教育和培训，培育人力资本。第四，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的参与率，进行资源配置，以此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他认为，过去较多强调新型城镇化是需求侧的要点，现在则应看到新型城镇化在供给侧显得更重要。

波士顿咨询公司提供的研究报告认为，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困境之一是劳动力要素的僵化。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而言，近乎终身雇佣制的人才管理方式导致高额的人员开支负担和较低效的人力资源配置。对员工而言，固化的知识技能和工作岗位也禁锢了自身发展。此外，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困难同样阻碍了企业发展的弹性和员工自身的成长。许多老工业基地难以在短期内培育新兴服务行业、吸收大量失业人群，当地的员工已经成为“钢二代”“煤二代”，在城镇失业后无法选择回家务农。而当前的户籍制度、社保政策又给流动人口外出务工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如果能在这些领域提供制度的灵活性，推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区流动，将有可能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促进传统行业员工参与到新兴地区和行业的建设中。

该机构建议中国政府适度调整关于员工解聘的相关法律条款，同时鼓励和规范劳务派遣制等灵活的用工方式，逐步盘活僵化的劳动力市场。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提供的研究报告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下，供给侧存在大量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市场无法自动实现平衡，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本身、要素配置机制以及要素产出模式三个方面。其一，要素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以劳动力要素为代表。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的劳动力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沿海城市劳动力紧缺及其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近年来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另一方面，长期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使得劳动力技能培养问题被忽视。目前，中国较为成熟的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分别满足了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的教育需求，但缺少各类应用型技能知识教育体系，导致劳动力技能与实际需求出现错配。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产业升级对劳动力要求的提升，中国的劳动力要素在数量和技能方面均出现结构性障碍，导致企业人员与高素质人才短缺现象并存，制约了企业成本效率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其二，要素配置机制的结构性问题是以资金要素为代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单位社会融资增量推动的GDP增量由2007年的0.83元大幅下降至2013年的0.28元。这表明大量的GDP增量被低效使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而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抑制和僵尸企业。中国的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缺乏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以股权融资为例，证券市场低迷且上市辅导审批流程过长。2010年至2013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境内股权融资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比例由4.1%下降至1.3%。银行作为主要的信贷渠道，长期将大量的低成本资金投向政府所扶持的国企、投融资平台甚至僵尸企业，而对市场反应更为灵敏的民企由于融资渠道不足只得转向高成本的民间借贷。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全国地区性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长期位于20%上下，是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2-3倍。而民营企业的产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已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私营工业企业资产回报率为11%，远高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4%的水平。

其三，要素产出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可以通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低反映出来。尽管不同机构和学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式和绝对值存在一定的偏差，但较为一致的认识是，过去20年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日、韩等国相似历史阶段的水平，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快速下降。这一事实表明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依靠资金等要素数量上的投入实现，而要素的使用效率和产出质量不高，这也与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管理水平、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不足的现象相一致。这一问题正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要素产出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在于，如果不能转变要素产出模式并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那么新的需求领域将很难被挖掘、拓展和创造出来，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将丧失新的动力。

生产要素本身的结构性变化使得中国过去简单依靠要素数量的投入实现的增长不可持续；在外部需求水平恶化的环境下，要素配置机制失衡导致市场无法根据需求水平的变化自发地调整供给水平，同时，造成财政和货币政策等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下降；而要素产出模式落后导致有效供给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和推动新的需求升级趋势。因此，在中国的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无法自发实现均衡的情况下，需要政府通过供给侧改革，针对这些结构性问题进行调整。

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密不可分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则表示，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是密不可分的。他说，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存在很大的过剩产能，需要大改革。尤其要在供给侧创建一个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体系，鼓励高投资回报率以及创新创业等，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是必须的。供给侧改革还包括解决房地产市场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斯宾塞看来，目前在公共和私营领域投资都不够，这是需求方面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需求侧和供给侧都需要进行政策改革，因为两者是互相联系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利亚与斯宾塞教授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当全球经济进入“新中庸”，我们都需要加快改革，而非停滞改革。“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加快改革，为达到更好的平衡，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相结合。中国债务占ＧＤＰ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仍有刺激空间，而这种刺激将会对中国及国际经济起到拉动作用，世界其他国家也要向中国学习。财政有盈余或者比较平衡的国家，有能力采取这种结构性改革。此外，还需要选择一些边际效益较高的项目，利用好当前利率较低的环境，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同时，在需求侧也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在经过六至七年的财政调整后，西方国家都需要仔细地审视一下需求刺激。

在这场分论坛之前举行的以“砥砺前行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全体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在没有充足、合理需求的情况下，供给侧的改革反而会增加失业、拖累经济，而不会促进增长。他说，有效的供给侧措施通常要与需求侧联动。

目前，中国政府已有相应的政策举措出台，财政部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波士顿咨询公司建议，在地方政府层面，应考虑几个潜在的资金筹措方式：根据各地产业过剩行业的实际情况，发行长期专项债券筹措资金；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充实社会保障；由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出资成立公益培训基金，对适龄下岗员工进行培训转岗或分流。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认为，无论是注重需求侧刺激的凯恩斯主义，还是注重供给侧调整的供给主义，都是政府可以考虑使用的宏观调控思路，而两种思路在全球和中国历史上都有过非常成功的实践经验，供给主义为宏观调控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可以和需求侧管理手段一起为政府提供更多样化的政策组合。从中国上一次通过供给侧改革手段减轻供给过剩矛盾的经验可以判断，“去产能”等举措将在短期内给宏观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1998年，以国企改革和“去产能”为代表的供给侧改革举措有效地减轻了供需失衡的矛盾，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显的经济放缓和通缩信号。1998年和1999年的GDP增速由此前10%左右的水平滑落到8%以下，CPI由1998年1月的0.3%下降到1999年6月的－2.1%。可以预见，在本次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承受GDP增速进一步下滑和通货紧缩的压力。去僵尸企业意味着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减税等举措势必将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赤字压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考虑适度扩大财政赤字，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并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物价的合理稳定增速，以平衡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短期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