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需回归本原，大道至简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看来，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为了使新境界引导经济进入新阶段，必须让它回归本原，大道至简”。
他表示，下一步推进供给侧改革，关键是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在供给侧改革的战略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做好六件事：一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市场逐渐完善，创造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二要稳定宏观经济，创造稳定的环境，让企业和市场有稳定的预期，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三要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使准公共产品和准公共服务有效地供应；四要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五要促进共同富裕，从整个经济活动的结果上发挥政府的作用；六要弥补市场失灵，有了问题政府出面解决。
李扬建议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果政策重点转到供给侧，重点在于要让劳动、土地、资本、科技等这些经济发展的源流迸发创造财富，而不仅仅从“三驾马车”间接对其发挥作用。第二，从政策调控的目标来看，如果重在需求侧调控，主要是熨平波动，考虑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强基固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是主要举措。第三，如果强调在需求侧对经济进行调控，不应该让微观主体有歧义，每天想着货币政策、汇率、大宗商品的变化，肯定不会去考虑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要创造稳定的环境。第四，需求侧的管理注意速度，供给侧的调整则需注意质量、效益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五，需求侧调控的特点是强调经济的不断扩张，供给侧管理就要挤掉经济中的水分，使经济呈现健康的面貌，即“三去一降一补”，把过剩产能、库存挤掉。在此过程中，要下决心去杠杆，经济才能健康运行。
“去产能”：可借鉴五种国际成功经验
“去产能”是中央确定的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也是改革的攻坚之战。在去产能过程中，“员工安置与再就业”和“资本效率与坏账处置”成为两大焦点问题。处理好这两大问题，关系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根据国务院最新的去产能目标估算，未来两至三年内，由于去产能可能面临失业的人群为300-350万，主要集中在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可能推高失业率0.2%－0.3%，相比于1998年约2100万的下岗人数，加之目前日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本次员工安置大潮在国家层面整体可控。但不应忽视的是，煤炭、钢铁企业是许多地方的经济支柱，吸纳了当地大量就业人口，因此部分去产能行业集中度较高的地区将面临较大压力，若采用过于激进的方式去产能而未能妥善安置下岗员工，将给地方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该机构结合国际案例、企业访谈、文献研究及其在全球范围内与政府企业的合作经验提供的研究报告认为，能够兼顾短期社会稳定和长期经济转型的举措是最佳的员工安置方式。从国际经验看，员工安置与再就业主要有内退买断、创造公共服务、培训分流、转型升级创造新机会，以及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等五种方式。
方式一：根据世界银行对各国的观察以及中国1998年下岗潮的经验，鼓励提前退休、提供离职津贴依然是最直接有效的安置方式，尤其是针对临近退休、再就业难度大的员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资金的规模是两年1000亿元，用于解决职工安置问题。但是，这些短期应对方式一方面加重了政府及企业本身的财政和财务负担；另一方面并未给社会经济创造价值。因此，积极创造再就业的条件和机会，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保障职工的生活水平。
方式二：政府提供阶段性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给予下岗员工寻求再次正式就业的过渡期。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实施的经济改革曾导致大量职工下岗，为此，韩国政府推出“大众工作计划”，为低收入但又没有资格取得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提供帮助，主要提供四大类工种：1.基础设施建设，如森林培育、维修公共设施等；2.为社会服务和慈善机构提供服务；3.打扫环境卫生；4.参与政府的信息建设工作。仅1999年，大众工作计划提供了约40万个工作岗位，降低了2%的失业率，有效缓解了潜在下岗员工的安置问题。
方式三：企业或政府提供再就业培训，向服务型行业分流。荷兰邮政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员工培训再就业行动。虽然该企业员工年纪较大，技能单一，但都具有极强的自律性和责任心，这正是许多其他岗位所必须的核心要素，例如公共交通司机、安保等。因此，荷兰邮政对员工进行了再培训，并给予一定过渡期和资金奖励。在此行动中，仅安保工作岗位就成功对接了上千员工。德国鲁尔区在转型过程中建立了全国最大的职业培训学院和各类再培训中心，还与招工局联网，向每个培训者提供两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方式四：企业通过自身业务转型升级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对老员工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转岗，带来新的经济价值。德国鲁尔区曾以传统工业蜚声全球，而20世纪50－6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给鲁尔区造成了巨大冲击，随后鲁尔地方政府制定了“新产业化”政策，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就业结构调整：一是建立技术设计园区，引入并创建了212家新兴企业，创造了3650个工作岗位，并通过引入新的人才强化对年轻劳动力的技术转型改造。截至2010年，化工、物流、商业贸易和医疗保健行业吸纳了56万从业人员。二是根据地区的发展历史和资源禀赋进行工业遗产综合开发，打造“工业旅游”品牌。例如，保留传统行业的小规模模拟生产，让游客参与工业流程，或将废弃工厂改造成文化娱乐设施。由于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且对专业技术能力要求不高，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传统产业员工过剩的问题。
方式五：建立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长效机制，培育新兴技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德国鲁尔区的再次腾飞离不开当地政府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13年内，鲁尔区从一个没有任何大学的地区转为欧洲境内大学最密集的地区。为了加强科研成果的应用，鲁尔区还建立了一条横贯全区的“技术之路”，把区内的经济中心和研究中心联系起来，对于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多元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国企改革将是本次供给侧改革成败的关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之所以能走到世界前列，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地、大规模地降低了体制成本。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在其他方面的体制成本就像所有成本曲线一样，下降以后又急速升上去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这个成本曲线向下推，国际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系统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一个更好未来的关键所在。”
他表示，体制成本主要包括税负、社保等法定成本，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外部经营环境的恶化导致企业的利润水平大幅下滑，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综合税负过高的问题凸显，根据2013年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的报告数据，中国企业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达40%，超过过去30年OECD国家24%－27%的平均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张小济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政府要给企业家一个“亲商”的环境，例如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外部环境不好，企业如何能做好？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建议从治标、固本、创新三个方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具体包括：“止血”—降低税负成本，减轻企业负担；“输血”—清除僵尸企业，打通输血机制；“创新”—降低市场壁垒，助力企业创新。
该机构的研究报告提出，将深化国企改革作为供给侧改革的抓手。国企改革将是本次供给侧改革成败的关键。当前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大都与国企改革不彻底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从要素的投入看，国企占据和消耗了比民企更多、成本更低的资源，是资源配置机制不平衡的主要体现；从要素的产出看，国企并没有高效地利用所获得的资源，其利润和资产回报水平平均明显低于民企，并且当前的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于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国企主导的行业。从历史经验上看，1998年的供给侧改革之所以成果显著，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以国企改革为抓手去僵尸企业。当时以纺织为代表的行业出现大量过剩产能，国企大面积亏损，信用资源持续流向国有亏损部门。政府通过兼并破产方式减少约五万家落后国企，截至2000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而对此次改革来说，更重要的是完成上一轮国企改革没有实现的目标，即通过完善国资监管方式、鼓励混合所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举措，优化国资布局，并真正将商业类国企改造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研究报告还建议，以经济手段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方式。对大企业而言，首先可以逆势扩张，通过兼并收购扩大业务规模，实现业务转型或跨越式增长。历史上，巴里克在1984年金价快速下滑时从石油行业转型进入金矿领域，随后在长达20年的金价震荡期内通过一系列收购成为全球最大的金矿企业。其次，利用外部危机倒逼组织变革。中国企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组织架构日益庞杂，管理方式和组织能力存在诸多缺陷。当前要求企业拥有精简高效、反应敏锐、行动灵活的组织能力，以便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实现集权与自治的管理平衡，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并有效地降低风险。此外，还应突破创新，顺应消费升级创新业务模式，滴滴、优步等公司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整合社会乘用车资源，有效满足了当前一二线城市快速增长的乘用车出行需求。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破不立”，当前供给侧改革是消除结构性障碍、恢复市场机制、释放企业活力的重要举措，只有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的扭曲，并加以制度保障，改革才能破“冰”。改革的阵痛，是中国经济“破而后立”的必要阶段，将为日后经济的长期稳定和企业的腾飞奠定坚实基础。（记者 原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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