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转变思路，从需求管理为主到供给管理为主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一、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主要是需求侧管理
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一对矛盾统一体，两者互为表里，同生并存。理论上讲，在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既重视供给侧，也要重视需求侧。但就某一个特定的阶段而言，由于要素禀赋不一、外部环境条件不一、施政目标不一，宏观经济管理上往往需要选择着重在供给侧发力还是在需求侧发力。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总体而言是以需求侧管理为主的。
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凯恩斯理论中的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简言之，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投资、消费与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拉动，用公式表示为：
Y=C+I+G+NX
其中，Y代表总产出，C是消费，I是投资，G是政府支出，NX是净出口。
当经济出现下滑时，需求侧理论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致，因此对策就是千方百计地提高有效需求。在政策层面，需求侧管理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其中，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调整。依情况不同，共有紧财政—紧货币、紧财政—松货币、松财政—紧货币、松财政—松货币四种政策组合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十分重视需求管理。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在沿海一带主要依靠“三来一补”，借力的是海外需求。在国内，由于基础设施匮乏，长期依靠的是以政府投资为主进行的数轮基础设施建设。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先后都采用了“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多年以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均主要在投资与出口两个方向上用力。可以这样说，需求侧管理已成为过去一个时期我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使用得最多、最为得心应手的方法。
需求侧管理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1998年看，我国率先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从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形势看，我国也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复苏，并带动了其他国家经济恢复。到2014年，我国GDP总量已达到67万亿，稳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需求侧管理对于中国经济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功不可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侧管理所产生的副作用正日渐明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洲经济一蹶不振，外需一路下滑，已不能对中国经济形成重要支撑。由于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此前的两位数下降为一位数。进入2015年以来，经济下行的基本态势不变，各类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如GDP、CPI、PPI等，连续多月低迷。整体上看，我国经济出现了“四降一升”的状况，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为保持经济稳定，政府先后通过加大投资、降息降准等，试图稳住经济下行的态势，但较之从前，以需求侧为主的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日益下降，相反，为此付出的代价则越发明显。进入“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但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我国必须适时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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