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本工作在多个层面展开。治本工作主要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方面。推动改革的重要决定主要经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深改组）会议做出。2015年共召开了11次深改组会议。除了上述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具有重要治本作用的方面还有司法体制改革以及其他与权力监督有关的改革。在司法体制改革方面，深改组会议先后通过了十几个文件，比较重要的有《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等。在与权力监督有关的方面，深改组通过的文件主要是两个：《关于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机制的意见》，《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编制试点方案》。其实，除了这几个方面，其他很多的改革也都可在相关领域发挥或大或小的治本作用，例如国有企业改革、政府监管市场思路方面的改革（主要指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甚至足球改革等。这些改革方案出台很快、很密集，试点或实施的节奏与进展也很快。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性的单项改革试点方案也提交到深改组会议予以通过。如果未来有些地方能在廉洁建设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改革试验，其方案也能得到深改组会议的批准和授权，其意义就大了。
一些地方的创新探索相当活跃。2015年，一些地方在反腐败创新探索方面也表现得活跃起来。十八大之后的新一轮反腐败由中央主导，自上而下推动。至少在头两年，中央显得很主动，受到广大群众和媒体的格外关注，而地方则显得普遍比较被动甚至是有些沉寂。2015年，透过媒体报道以及有限的实地调研经历，笔者发现个别地方不仅积极跟进中央的步伐，还在改革探索方面表现得活跃起来。例如贵州全省纪检系统把民生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作为重点工作，且聚焦于“增量”问题，不仅打开了全省反腐败工作的新局面，也很好地保障了贵州作为欠发达地区的中心工作。广东省在强力实施高压反腐，严打“老虎”（厅局级干部或其他省管干部）的同时，有几个地方几乎同时展开了廉洁建设试验。其中，珠海横琴、深圳前海、佛山的几个经济功能区表现得最为活跃。横琴的“廉洁岛”建设试验在珠海市委、市纪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并得到了省纪委的支持，试验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系统性。鉴于在中国特色的背景下，战胜腐败、实现廉洁甚至遏制腐败蔓延，都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很难有现成的道路和答案，因此，进行局部试验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地方能否进行这类试验，考验的是改革探索的勇气与担当。
老问题和新情况值得重视
虽然2015年反腐败工作成绩显著、特点突出，值得大书特书，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也有一些新情况，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归纳起来，这些老问题和新情况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反腐败仍然主要运行在权力的轨道上，亟待早日完成向制度的转型。人类反腐败可以依靠的要素主要就是两个：人和制度。一般而言，这两大要素同等重要。或许有一种理想的模式，使人和制度两大要素都能得到高度的发挥或运用。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往往是以一个要素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模式就是权力反腐，而以制度为主导的就是制度反腐。从人类反腐败实践演进的方向来看，一个基本的趋势就是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过渡。权力反腐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很有效，但往往不可持续，反腐败成功的先例几乎没有。只有过渡到制度反腐，建立起系统的、科学的制度，主要借助制度的力量，反腐败才可持续，才可能成功。
从权力反腐过渡到制度反腐，并不是说人的因素不重要，而是通过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路径来发挥人的积极作用。这种正确的路径见下图1所示。图1的顶层是反腐败的三大目标，即：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中层是反腐败的三大（类型）对策，即：惩治、预防（主要是指制度预防）、教育。三大对策和三大目标间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三大对策间也存在一定的支撑关系。图1的底层是反腐败的两大要素。图1中描述了一种路径，即人的积极因素需要转化为科学的制度因素，并主要借助制度的力量来反腐败。三大对策，包括教育，都需要借助制度发挥作用。
过去多年，包括在十八大之后，虽然我国在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型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迄今为止，仍是以权力反腐为主导。试想，如果没有习近平总书记个人的决心，如果不是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反腐败工作，包括听取中央巡视组所有的巡视报告，如果没有王岐山书记“救火队长”的作用，十八大之后反腐败的局面可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即使有了现在这个良好的局面，假如上述人的因素突然消失了，恐怕反腐败体系、气势、能量又会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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