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润青 古 荒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存山研究员：中国哲学在当代的使命就是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旧邦新命”，“旧邦”就是要保持中华民族的同一性与个性，就是保持中华民族的身份与认同，新命则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通过阐旧邦以辅新命。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国哲学已经不限于发挥辅助的作用，中国哲学事实上已经参与到了“新命”的开创工作中，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出共进退的局面。中国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生了四种深刻变化，第一，从传统的以农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工商为主的市场经济社会：第二，从君主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第三，从科举制转变为现代教育制度；第四，从经学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由于这四种转变的发生在历史中是以较为激进的方式展开的，因此造成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某种断裂。面对这种断裂，中国哲学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从传统走向现代，或者说要将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因此中国哲学近期的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已经并将持续成为理论界的研究重点；第二，近些年一些中国哲学史家开始尝试构建当代新儒学体系，并已经形成相应的理论成果，这是在理论层面上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的重要成果；第三，当代中国的儒学研究已经和中国的现实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不仅是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对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康有为思想的研究都有着现实的诉求，古今中西的问题是中国哲学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应当用一种正确的文化史论去解决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张岱年先生说得好，唯有用辩证法才能看到传统文化的实像，也就是要客观分析文化之整与文化之分，文化之常与文化之变，文化之异与文化之同。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传统文化要推陈出新，要古为今用，坚持有鉴别的对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同和，求大和，也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常道。
中央党校哲学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何建华教授: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的具体环节，并加强对现实逻辑、历史阶段、核心理念等基本问题的阐释。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它的现实逻辑就是发展的逻辑，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近中央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当代中国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一句话，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就是要齐心协力写好发展这篇宏大的文章。面对中国发展的实际，哲学应当从三个方面书写发展逻辑。第一，深化发展逻辑的研究，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直活跃着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两种形态的力量，形成了很好的学术传统。其中，强调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历史的。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它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无论就基本特征还是发展事实分析，都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践形态。或者说，注重并致力于建构哲学的实践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开创并继承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形态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指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过去在革命时期，它是革命的哲学，是毛泽东所指出的“斗争哲学”；而在今天，它则是建设的哲学，也就是发展的逻辑。所以，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形态的高度观察，研究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是一项意义非常重大的理论工程。第二，熟悉两头，创造性地开展对发展逻辑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以发展为主题的现实逻辑的研究，既存在淡化、弱化的现象，也存在着片面化、庸俗化、实用化研究的问题。相对来说，后一种倾向可能更加突出。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如何研究现实逻辑的方法论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析，要创造性地研究现实逻辑问题，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熟悉两头，也就是既要掌握理论，又要了解实际，善于发现二者的结合点。第三、深入现实，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发展逻辑的理论研究。围绕发展逻辑的研究，需要解决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问题，要搞清楚发展逻辑的主题、核心理念、基本命题等，努力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结合对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应该加强有关发展逻辑的以下问题的研究：其一，关于历史方位的哲学研究。当前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哪个历史方位？具有何种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是发展逻辑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有一些重要的表述，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新常态”等。对于这些表述需要进一步具体化，需要从哲学层面去把握和提升这个新时期，要注意从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等人那里进行思想借鉴。他们在考察历史方位等问题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从人的需求和社会扩展相结合的视角展开分析，并据此提出了“两种需求”和“两种斗争”的理论。其二，关于发展逻辑的核心理念研究。当代中国发展逻辑的核心理念或基本概念有哪些？这是研究现实逻辑必须解决的问题。从最核心的概念讲，毫无疑问是“发展”，这是最高本质的概念。但是在发展这个理念之下，应该还包括很多新的理念。例如“社会转型”或者“转型”。无论从世界历史的逻辑、中国历史的逻辑，还是现代化的逻辑和生产关系的逻辑讲，其核心问题、主导价值就是社会的转型升级，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轴也是社会转型。革命是转型，建设和改革也是转型。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有权威的哲学著述将“社会转型”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并作系统的阐发。其实，所谓转型，就是社会形态的转折、变迁，而社会形态恰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从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看，因为有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转型问题所作的充分的实证和理论分析，因此对其进行哲学总结、提炼、概括，上升成为哲学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条件已经成熟。除此之外，这次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非常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有关发展的五大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除了协调、绿色之外，另外三个理念是非常具有新意的概括，其本质也是哲学问题，它们是建构发展逻辑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其三，关于发展逻辑中的主体性问题。除了发展的历史方位、基本理念之外，围绕发展逻辑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发展的主体、发展的动力、发展的道路等。就当今中国发展的现实分析，确实存在着发展主体动力衰减的现象，并具体表现为国企、民企、外资和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衰退。从发展逻辑的角度分析，这就是要研究并回答主体性问题。从以往的经验看，对主体性的研究至少应该遵循三条思路：一是吸收哲学理论层面的研究成果；二是总结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调动主体积极性的历史经验；三是发现和提炼广大人民群众的当下实践成果。从国际国内的基本经验分析，调动积极性能动性，一靠利益，二靠觉悟，三靠制度，四靠方法，集中解决从肚子思维到眼睛思维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要重点关注和研究在互联网条件下新媒体、新群体、新工具的活动特点、活动趋势及其功能，从广度、深度和速度等层面扩展主体的能动度，从能力、态势、趋势等角度提高主体的能动势，从需求、生产、消费、交换等方面扩大主体的能动力，比较好地完成李克强总理所交付的研究课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发挥问题。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原所长吴彤教授：研究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不能忽视科技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需要对中国本土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深入挖掘，另一方面需要从哲学层面深入探讨前沿科技对中国当代发展的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发展是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展开的，中国与世界最接轨、最同步的可能就是科技领域，然而科技研究虽然没有国界，但是它有专利，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与地方性。与此相关，在整个哲学研究领域中，当代中国科技哲学可能最跟世界哲学接轨，但是却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即缺少对中国本土的认识，对于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这样的科学是个什么样的科学，这些古代的科学研究的特色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认识不够。因此当代科技哲学的研究在整体上扭结在了三个维度上，即当代中国、当代西方以及古代中国的三元维度上，未来科技哲学的发展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优秀的自然知识，这些自然知识大多以实践的面目呈现，因此需要用实践的尺度，运用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多种实践哲学共同去深入挖掘。现代前沿科技的发展需要科技哲学的深入介入与规范，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逐渐呈现为：由原来的以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的研究形态变成集体化的、求利益的科学形态，科学演化为并非完全求真的追求，越来越多地与资本、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后学院的科学形态。面对科技前沿的这些发展动态，科技哲学必须将科学和资本的关系、科学和权力的关系这些宏大议题纳入到自身的研究视域中；同时，在这种大的背景框架下，科技哲学需要关注知识产权专利制度、实验室创新研究及新技术的伦理研究等新的议题，只有如此，科技哲学才能真正介入和影响科技领域的发展。此外，科技哲学的发展应当避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科技政策发展的宏大叙述，应当更加贴近现实，特别是要深入研究具体的实际问题，在具体的问题中体现科技伦理的规范力，展现道德关怀的维度。
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蔡曙山教授：认知科学近些年所取得的成果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认知科学以心智作为研究目标和对象，心智是有脑和神经系统的动物所具有的一种智能行为，脑产生心智的过程叫做认知，认知科学就是研究这种认知的学科。心智的认知可以被划分成五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神经层级的认知；第二个层级是心理层级的认知；第三个层级是语言层级的认知；第四个层级是思维层级的认知；第五个层级是文化层级的认知。前两个层级是低阶认知，是基础的认知，人和动物都有；后三个层级叫做高阶认知，它是人类所特有的。关于高阶认知的研究，上世纪有非常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语言的进化，语言是在人类的进化中产生出来的符号语言，动物虽然也有语言，但它们的语言和人类有本质区别。如果没有语言的产生，人类的进化将永远是在基因层次的进化，成不了人。第二，语言的分类，形成了现代语言学的三分法研究框架，即句法、语义和语用研究。句法是指一系列连续的音符或者符号的序列；语义是指话语中的每一个符号都要对应到现实世界的事物或者对象上去，只有这个对应关系建立起来了才能理解话语的意义；语用就是要把说者和听者加进到语言的理解中去，它会影响到语言的含义。第三，心智哲学代表了语言哲学发展的最新阶段，而语言哲学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由语言所建构，语言哲学推翻了过去哲学的二分法，主体和客体的分法无法继续成立，主体要认识客体必须经过语言。对思维的认识在上世纪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推理作为思维的最高形式有四种表现样式：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类比推理和溯因推理，而其中演绎推理被视作西方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被认为代表了推理的最高样式，然而认知科学的新发展证明了演绎推理的过程会受右脑情绪的影响，因此演绎推理将会必然退出，而其他三种基于或然性或经验性的推理则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之故，推崇经验性、以类比推理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更值得在当代充分重视。
中央党校哲学部朱辉宇副教授：应从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知识逻辑”维度向“现实存在”维度的转换、中国特色的价值话语体系三个方面讨论了价值哲学研究的发展。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关注中国问题，凝练中国价值，在回应中国结构性变革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完善和创新。首先，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推动了以实践为基石的价值哲学重建和创新。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要求我们坚持唯物史观，立足客观现实和社会实践开展哲学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认为，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问题，离开实践的主体性、历史性与目的性，就无法把握价值问题的实质。如此，我们应围绕人的价值实践进行哲学思考：一是，紧扣价值的实践品格，立足主体尺度和主体际关系，从主体的实践活动出发，把握价值活动的规律。二是，从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考察人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的地位，解读人自身的价值及其特性。三是，将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付诸于社会实践，由此检验其正确性与合理性，推动价值哲学的丰富与发展。若此，中国价值哲学就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跳脱出形而上学研究范式的禁锢，实现了哲学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根本转换。这呼应了哲学的第三次“价值论转向”，不仅意味着价值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更实现了哲学观、哲学方法及哲学精神的变革。简言之，面向中国问题的价值哲学研究，摆脱了知识论思维方式的束缚，将实体性思维转变为关系性、实践性和系统性思维，推进了以实践为基石的价值哲学重建和创新。其次，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促成了价值哲学“问题意识”由“知识逻辑”维度向“现实存在”维度的转换。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前，在中国进行整体转型升级的宏观背景之下，价值哲学研究唯有关注中国转型期的重大价值问题，才能寻获自身的理论生长点，才能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同时，面向中国问题，在新的价值哲学立场上克服价值危机、重塑价值理想的努力，也导致了价值哲学问题意识的转变，即从囿于知识的逻辑构造转为直面现实世界的价值问题。这一问题意识的转向与提升是当代价值哲学研究取得巨大进展的重要前提，亦是其自身不断创新和完善的重要体现。再次，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促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话语体系的形成。就价值哲学而言，研究者们突破西方价值话语的藩篱，在完整阐述自我价值谱系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视域融合，进而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话语为媒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可以说，建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价值话语体系，不仅是价值哲学研究的创新之处，更在现实维度为抵御西方文化侵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奠定了基础。
中央党校哲学部王纵横博士：随着20世纪末21世纪初网络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以及互联网社区、互联网金融甚至网络暴力等现象的显现，对网络这个二进制空间的哲学讨论也渐渐成为显学，从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与道德哲学等角度的分析产生了一批成果，其中从权力角度深入对互联网的研究是极具现实解释力的研究路径。首先，互联网是一种技术，但却体现了某种权力。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为“权力”找到了其背后的支撑物——技术。权力与惩罚是同一的，而惩罚是一个技术活儿。过去，惩罚的形式是各种肉体伤害，不同的伤害都是一种技术性创造；而随着人类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现代社会逐渐抛弃了肉体伤害的惩罚方式而转向一种更精致也更深邃的形式——监禁！监狱的出现是一种技术，其背后代表了某种权力，它的运作模式是，把罪犯关在一个笼子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种社会特征模型,在互联网那里也可以找到。比如许多数据收集与分析机构利用互联网络对个体进行分析,监狱式的社会在虚幻的数字世界成为最高的真实,大量无形的观察家们跟踪着人体的数码痕迹。人在网络上的活动越多，残留下的痕迹越多，根据这种痕迹对人的数字重构就越准确，对人的监视也就越全面。简而言之，人在注视屏幕和显示器的同时，屏幕和显示器也在注视着人。第二，互联网权力的作用方式较为隐蔽，且集中于微观视野。表面上，网络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能直接看到的是“符号”而不是“人”,网络的“匿名性”似乎为个人提供了极好的保护，每个人都畅行无阻，虽然被监视，但不被限制。但事实上，互联网权力的运作方式反而更加隐蔽：一方面，它以网络自身的手段来实现，也就是互联网的实现载体——符号。网络是纯粹意义的世界，它的内容依托于某种符号，或是语言，或是影响。而通过对一种符号，如语言施加影响，就能够对整个互联网中的人施加影响。这也就是互联网语言反渗透到现实生活中的原因。同时，作为被统治者，我们每个人接受语言，理解语言的方式发生变化，它从而变得碎片化，去中心意识化，无目的化。另一方面，互联网是一个社会概念，并不存在一个人的互联网，虽然人们的网络活动不一定以他者为目的，但这些网络活动无法回避他者的在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方的权力主体，我们随意的发布信息，主观的做出判断，偏颇的施加影响，结果是互联网的意识形态被微观权力所统治，互联网中的每一个人既是统治者，也是被统治者，无一幸免。第三，在互联网世界中，权力与权威的分裂。在线上世界，每个人的权力扩张不同于现实，它以数字的形式存在，存在成本低，因而更容易被充分实现，也就不会造成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当然，由于人们的欲望被充分满足，这势必会激发更多的欲望，其最终结果是信息的膨胀与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获得有效的认知材料的成本，让真理离我们远去。缺乏走向真理的途径，丧失求得共识的可能，互联网世界要求人们在欲望及其满足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寻求意义。这意味着，互联网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分裂迟早会发生，因为它们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必然性，其构成的矛盾关系规定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者们在狂欢。互联网世界的微观权力结构带来了一个政治学命题，即互联网虽然存在着权力，却没有权威。既难有真知，也没有求善，互联网的监视功能与他者在场难以维持正常秩序，人们明明知道自己被注视着依然肆意妄为，甚至用“非道德”来哗众取宠，因而也就无助于消除道德失范与网络暴力，反而容易助长群体的无意识。第四，数字的道德意识形态走向了丰富的现实。道德是人对善的祭祀，如今，互联网取代善成为真神。有观点认为，网络行为的随意性和网络的巨大诱惑性，导致网络用户主体人格变异和产生诸多不理性的行为、观念。但需要反思的是，谁要为网络的随意与诱惑负责？在随意与自由之间、诱惑与崇尚之间，我们看到彼岸世界绝不只有美善，超验世界的神明在数字与现实的沟壑之中栖息，此岸世界才成了我们回首不及的彼岸。类似的案例在我们的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一直在上演，一些人认为在线金融产品是“从银行吸血的吸血鬼”，并指出投资者可能并不清楚风险，但当人们已经失去用手触摸钞票的感觉时，那代表着整个资本世界的东西都成为一串看不到尾巴的数字时，对风险的判定就已经无法根据风险主体本身来做出了。在数字世界，资本终于和道德至善合二为一，它们终于都成了某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总之，互联网归根是一种媒介，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身体的延伸，对互联网的研究，既是对人的心身问题的研究，也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研究。虽然互联网本身包含着巨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但依然是哲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重要样本，需要我们继续深入考察。
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论坛大家的发言已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哲学的发展是在解读经典文本和把握现实逻辑的互动当中来实现的。然而，从目前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经典文本研究有余而现实逻辑研究不足。由于对现实逻辑的把握远远不够，当代中国的哲学远远达不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在解释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时也往往不在场，由此，当代中国没有建立起来面向中国发展的形式逻辑和中国问题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由此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哲学的话语权。面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要重建哲学的话语权，首先需要树立面向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的研究导向，而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把握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因为真正的中国问题是从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当中而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才能推动哲学的发展；而把握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首先要把握现实逻辑的核心主线，即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研究中国发展的逻辑主线，需要进一步具体把握逻辑主线中的基本环节。论坛以“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为主题，正是“现实逻辑—中国问题—哲学发展”这一逻辑链条的必然要求。中国发展现实逻辑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转型与秩序建构，而社会转型与秩序建构都面临着诸多难题，面对并破解这些难题是哲学的使命，唯有如此，哲学才会达到时代、实践与现实逻辑所要求的水平，哲学的话语权才能真正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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