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润青 古 荒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教授：随着近几十年来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却存在减弱的趋向。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减弱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现实的社会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由于话语表达的滞后。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在于其对现实的革命的批判力量，因此，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首先必须重建理论自信心，重塑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锐利武器的现实批判力。可以从四个方面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力：首先，要正视和回答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时代性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以及信息技术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思考并且回答实践当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其次，必须立足于理论创新，在先进性上下功夫，着力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以世界意义和普遍性的品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但是，既然是面向未来进步的事业，就应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就应该有普遍的参照价值。我们必须把理论上升到普遍意义，上升到普遍意义的理论才具有理想性，具有理想性的理论才具有社会规范力量和现实批判力量，才能引导历史前进的步伐。第三，要把批判性思维和现实批判重新纳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我们必须重申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武器，必须认识到批判性思维对民族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性。分析批判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最珍贵的方法论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批判现存的东西即现实的批判。第四，必须在理论上彻底，我们的理论要经得起审视和讨论。唯物辩证法批判功能的彻底性在于，它在进行向外的批判时从不忘却对自身的批判。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把批判性思维引导到建设性批判上，而不是因外部的批判而导致破坏性的结果。最后，在话语权竞争的背景下，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力，还要变革和完善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理论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为人民群众所理解，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转变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更加注重对中国经验的哲学提炼。我国要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准确捕捉当今“中国问题”，再把“中国问题”提升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进而提升出哲学理念、思想与思维方式，并以思想的方式影响现实。
第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就必须重视“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创新实践中，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许多重要发展，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重视对这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的吸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当前，对多元现代性的探究已深入到具体的“中国现代性”、“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之中。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拓展和完善中国道路，提升中国共识，是摆在中国思想者面前的现实课题。
第二，关注中国经验，直面中国问题，必须运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理论内容中国化的过程，也是话语体系中国化的过程。在如何看待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着中国道路而展开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的争夺非常激烈，因此，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系统而合理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坚定中国自信，建构中国软实力，巩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核心和载体，因而，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确立言之有物的坚实的“话语基础”、言之有道的精练的“话语核心”、言之有理的系统的“话语内容”、言之有效的科学的“话语方式”、言之有信的坚定的“话语自信”、言之有声的快捷的“话语传播”、言之有力的“话语权”，从而传播好中国的声音，讲好中国的故事。
第三，关注中国经验，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表达内容的科学性、真理性上与世界是相通的，但在表达方式上既要具有普遍意义，同时也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宣传是必须坚持的，但宣传要讲究方式和效果，要遵循心理学包括社会心理学的规律。不顾场合和对象的重复、生硬的灌输，结果适得其反。当然，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宣传、普及这种理论的话语方式是不同的，前者要求学术化、专业化，后者要求通俗化、大众化。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潜涛教授：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时不能忘记近代以来共产党的革命文化，不能过分强调中国古代的文化而虚无红色文化。习总书记在许多场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不同的论述，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因，是中华民族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是我们的根。习总书记使用“根”、“基因”的比喻来指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种形象的比喻必须抓住它具体的规定，要精确地把握其科学内涵。基因和基因的成果、根和干、源和流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因、是根、是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首先需要建立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它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源头，仍然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进行一定的转化，转换之后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因此，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持续升温，但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仍然需要保持一种批判与继承的态度。价值观是一种价值理念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由12个价值组成，但它根本上是12个价值理念构成的统一体。分别来看，这12个价值理念具有普遍性，它们反映了人类对美好价值的追求，在其他国家和文明中都能找到；然而，作为一个价值实体的存在，它却具有价值的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般价值理念所具有的特殊规定性。因此，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既讲出它的民族传承性，又讲出它的时代性，从而揭示出它的特殊规定性。只有找到了这个特殊规定性，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跟其他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此外，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必然会遇到许多理论性的阻碍，面对这些阻碍，必须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从理论上把问题研究清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能仅仅依靠宣传的力量，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哲学理论逻辑的力量。如果理论上哲学的逻辑不够透彻，现实的很多重大理论问题不能阐释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把握社会、把握人心，可能会非常困难。
中央党校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主任段培君教授：战略思维形态的当代发展遵循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原则，二者的协调是中国当代发展必须处理好的重要课题。战略逻辑从哲学层面来看，其基本内涵表现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战略逻辑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经历了两次飞跃，一次是“大战略”的飞跃，第二次是“大数据”的飞跃。这两个“大”，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看表现为两次飞跃。通过这两次飞跃揭示了战略逻辑演变的内涵，对这两次飞跃的掌握有助于理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也有助于理解当代实践理性的一些新内涵，特别是加深对统一性逻辑的认识，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逻辑。（一）关于第一次飞跃。战略一开始即是指军事战略，其定义是“战略是一种谋略或方法”。从定义看，其侧重点是工具理性。它的一些极端形式，如在中国的古代，往往表现在只重视谋略，不一定重视谋略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方面。即使在《孙子兵法》中，价值理性的表达无非是“安民”，尽可能的不要去扰民，只是到这一程度。古代谋略中可以说完全不要价值理性的方面，后来发展为厚黑学，正是这一逻辑的必然发展趋势。在西方，其极端形式是马基雅维里的只要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或者“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实际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或背离。到了现当代，从大战略提出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大战略的提出者、李德哈特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价值点的变化。过去的战略，即军事战略，其价值点是胜利，取得胜利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不是军事战略一定要考虑的。但是李德哈特提出这个价值点需要转移，胜利的真正含义是长期保持和平的状况，长期保障民众的生活水平。这样，价值点就转移到了民生和和平上。所以，价值理性作为一个基本点在战略中确立了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后来战略文明转型的一个立足点。因为这一价值点的变化，带来了工具理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近年来被概括为大战略的“五个转变”，即从大战略提出到冷战结束以来，经历了“五个转变”：首先是视野的变化，因为要关心和平、关心民生，所以不仅要关心军事战略，还要关心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战略，否则民生和和平的问题就不好解决，所以就从战略转向大战略的视野。其次，想让民生过得好，关注的重点就不应是军事，而应是发展，因为发展才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所以，大战略的主体就由此变为发展战略。第三，博弈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以非零和博弈为主，合作才能更好的发展。第四，运作的机制发生变化，转向自组织机制为主，这样才有活力，才能发展得更好。最后，在发展的高级阶段，从比较优势为主转向竞争优势为主，转向来自于创新的竞争优势。这一系列的变化构成了当代大战略的新形态，其形成是从价值理性的变化开始了工具理性的系列变化，而两者在这一过程中也统一起来。大战略按新概括是两者相统一的一个形态。从这一视角看，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显示了大战略的视野和构成。其中，发展战略是主体，十八大报告十二个部分，一半讲的是发展战略，“发展是第一要务”，重心转向发展。在这一导向下，合作共赢的非零和博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更具活力的自组织机制如市场机制成为基础性的机制。而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争取竞争优势为主，也自然成为今天发展的关键。这一系列都是中国发展的逻辑，是大战略的逻辑。（二）关于第二次飞跃。大数据可以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关系的第二次飞跃。大战略研究涉及很多领域，没有信息的支持和整合是做不到的。战略研究一开始就强调知己知彼，实际上是说信息的重要。随着当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是信息技术本身的产业化，电脑、局域网乃至互联网的形成。第二阶段是互联网的扩张，学术名词是整合型创新，通俗地说是“互联网+”，从媒体、娱乐、物流、机械、电信、金融、教育，一直在扩张，整合了许多领域。不断的扩张，需要大整合，因此有了第三个阶段，就上升到大数据阶段了。不论是地方各个方面的整合，还是各行业的整合，都需要在大数据这个层面上进行。大数据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实现这种整合。大数据是大体量与多类型的统一。数据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描述生活，第二阶段是描述自然，第三阶段是可以描述精神活动。有什么样的活动类型，现实世界什么样，就会有一个数据的类型或数据世界与之相对应。这是一个同构的关系，这个同构性就成为大战略实现整合的一个基础。大数据由此在实践中成为或将成为大战略整合的一种特殊资源。大数据的这一发展实际是工具理性的一个飞跃。从世界史的角度粗略地说，整个世界一开始是帆船作为运输工具的整合。虽然地球是一整体，但是对于初期的人类是分离的。正是通过帆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将地理空间整合起来了，是地理空间的全球化。接着是商品的全球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货币的整合。货币把商品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系统。这是经济空间的全球化。现在大数据的整合涉及各个空间，是全域空间的全球化。它的整合范围和力度都是空前的。而这一点恰恰与大战略的要求相匹配。所以“十三五”规划提出国家大数据战略，它更为根本的意义是整合中国未来发展的各个方面。不仅是经济的整合，如产业、区域、国内外统筹发展等，也涉及治理体系现代化这样的社会整合，如怎样通过实现分散决策和社会民主，怎样处理好自组织机制和他组织机制的关系等。当然还涉及包括战略研究在内的文化整合。这也就是所谓的大战略视野的整合。大数据这样的出现和发展客观上支撑了大战略的研究和实现，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性逻辑的新增强，是另一次是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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