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习近平“三农”思想发展脉络

习近平同志数十年的从政生涯中，在不同层级的领导岗位上，励精图治，博览群书，笔耕不缀。其口传心授，也多有记录整理。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前的学术性论著，大都是研究“三农”问题的；很多的工作性讲话、批示也事关“三农”。

由于早年在陕北下乡当知青和担任大队书记的经历，习近平的理论思考很大程度上是从“三农”问题开始的。语出《尚书·大禹谟》之“念兹在兹”，又何尝不是习近平“三农”情怀的生动写照呢。

人们常说，读懂了“三农”，也就读懂了中国。学习和研究习近平“三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摆脱贫困，从头脑开始

从陕北到正定，青年习近平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在“三农”领域更积累了大量的感性经验，也表现出理论上的兴趣和才华。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常客。到了宁德地委书记任上，迎来了他在“三农”思想上第一个重要的创作活跃期，1992年结集出版的《摆脱贫困》就是阶段性的总结。

习近平注重客观实际，也一直强调思想意识的主观能动性。他在《摆脱贫困》“跋”中点题：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

发展大农业的“闽东思考”

习近平1990年就明确提出“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他以此为题撰文认为：“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它区别于传统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小农业是满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大农业是面对市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现在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者注）。”习近平倡言农业综合开发：“一是寻求大农业的广阔阵地，这就是农业的多层次开发；二是追求大农业的经济效益，这就是向农业的深层次进军。”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可以看出这是“大农业”思路的一以贯之。

习近平1990年提出：对发展大农业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在整个国家的宏观格局内，必须有独到的“闽东思考”。这些问题包括粮食生产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综合开发问题、农村集体经济问题、科技兴农问题、农村服务体系问题。

“闽东思考”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历久弥新，具有普遍性和深刻意义。这些思考也一直贯穿了习近平的长期实践。后面我们将看到，从“闽东思考”到“浙南试验”，因应“大农业”的发展，“大农合”（大规模综合性多层次农村合作组织）、“大农政”（农业大部门行政管理体制）乃是必由之路。

从“科技兴农”到“南平经验”，再到“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战略

习近平很早指出：我们农业的发展必须把科技兴农作为一项基本政策，紧紧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形成一个高产、低耗、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习近平回忆说：“1968年我在陕北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的时候，只不过是在全村搞了沼气化的科技活动，但却尝到了推广科技进步的甜头。”

习近平在福建省级领导岗位上，及时发现和推广了农业科技特派员下乡的“南平经验”，这一经验后来成功移植到浙江和其他一些省份。

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2003年审时度势提出“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战略，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2007年3月习近平在《人民日报》撰文总结：《走高效生态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十八大之后，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山东省农科院召开座谈会时，继续强调“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求的技术体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习近平“三农”思想的一脉相承。

从“三权分离”到“三位一体”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央长期的既定方针，并且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习近平同志早就指出：“家庭承包经营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决不能动摇。”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继续强调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明确提出“三权分离”，即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相互分离，回应了家庭经营本身的产权构造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总结，也是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家庭经营在规模和组织上的局限性，涉及到统分结合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对此一直萦绕于怀。他早年在《摆脱贫困》中主张：一方面是摆正“统”与“分”的关系。所谓“分”，就是以家庭为主要的生产经营单位，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性；所谓“统”，就是以基层农村组织为依托，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从本质上说，“统”与“分”是相互联系的，不是相互排斥的。不能一说“分”，就排斥任何形式的“统”；一说“统”，又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分”。正是这种“统”与“分”的结合，构成了目前农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营体制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就是如何继续稳定、完善、发展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双层经营体制。

在福建省委副书记任上，习近平分管全省农村工作，由于工作便利及时间条件，他进入了一个理论高产期。大致在此前后，他集思广益，亲自主编《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一书，并精心完成了学术专著《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以此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中，针对一些人片面强调农村市场化，忽视了农民组织化；另外一些人则片面强调农民组织化，怀疑甚至抵制农村市场化，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这句话也是画龙点睛之笔。他在清华大学博士论文中豪迈预言：“新型的合作化道路将会越走越广阔。”

2002年，习近平赴任浙江。在他任内，浙江在全国率先颁布了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加快了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但是浙江的探索没有停步，2006年习近平进一步倡导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并在浙南瑞安市率先试验，亲自召开全省现场会进行经验总结和推广，在理论上拓展表述为“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这是一种“大农合”（大规模综合性多层次农村合作组织）。至此，“三位一体”的合作制理论已经基本确立，并在实践中日益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这是习近平“三农”思想的又一个理论高峰。

目前，“三位一体”合作组织已经被不少地方和部门列入改革部署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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