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鸣
新型消费是经济转型的关键
新型消费主要是指文化、休闲、旅游、健康、教育、信息、环保和新能源等方面的消费。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占GDP为3%，美国为25%，日本为20%，欧洲为13%。世界旅游组织发布《2015全球旅游报告》指出，中国从2012年起，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境客源地，2014年出境旅游人数1.16亿人次，境外消费额1650亿美元。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27898亿元，同比增长49.7%，全社会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6.39万亿元，同比增长59.4%。新型消费的实现途径，主要是通过“互联网+”进行渠道创新。“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互联网+”与“+互联网”既有相似一面，又有不同一面。相似的都是信息化与实业的融合。不同之处有三方面：一是“互联网+”是加一个产业，如“+旅游”“+地产”“+交通”“+服装和餐饮”，最后加出来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业态、另外一个行业。而“+互联网”是以传统行业、传统企业为主体，借助互联网做一些改良性的创新。主要是传统行业以既有业务为基础，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理念，提高为用户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互联网+”是颠覆性创新，而“+互联网”是常规性创新。二是两者优势不同。“互联网+”有新技术优势、体制机制优势和广泛的社会支持，容易产生爆发性增长。互联网技术是基础，加上其优惠价格、便捷操作、舒适体验，足以赢得巨量消费者。“+互联网”拥有的是存量优势、行业标准优势和公信力优势。三是主体不同。“互联网+”的主导者是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主要是传统企业在主导着融合进程。适宜“+互联网”的行业是农林牧副渔、燃气电力水利、制造业、公共卫生、公共事业、教育、公益、金融、物流等；适宜“互联网＋”的行业有信息服务、通信服务、交通、文化娱乐、旅游、零售、餐饮、批发业、中介、房地产等。
新型消费渠道拓宽与服务业体制改革有关，与城市经济结构转型有关。因此，首先要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先试先行、非禁即入；加快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经营与非经营分开；加快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加快服务企业所有制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税收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服务业发展。其次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设立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重点支持物流、航运、文化、会展、旅游、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等，对该领域中重点项目给予贷款贴息。再次要加快消费基础设施完善，包括“七通一平“（通路、通电、通水、通信、通气、排水、有线电视）和“大、云、平、移”（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交易平台、媒体平台、支付平台、移动互联网）的建设。
“一带一路”有利于扩大内需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一是西北、东北地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二是西南地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三是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妥善安排。四是内陆地区。利用内陆纵深广阔、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优势，依托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重点区域，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重庆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一带一路”给包括基建、高铁、能源、农业、食品、旅游、高科技、经贸等领域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需要建立沿线国家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需要加强内外协同；需要加快中美BIT（投资保护协定）实质性谈判进程；需要加快制定海外投资法，保护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的运行、管理和资产安全；政府抓紧构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公共服务平台，让中国在走出去过程中，了解各地的文化、人脉以及法律法规。要注意“一带一路”上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风险；加大培育有实力的中国企业，使中国企业能够真正参与全球性竞争，培养一支有全球眼光的企业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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