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十二五”，中国的战略性转换与评估【2】

战略性转换：强力反腐、深化改革、精准调控、设立自贸区、筹建亚投行

“十二五”规划期间，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十二五”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轨迹。第一件重大事件是2013年党和国家最高层的新老更换。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随着“十二五”期间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化和新的战略推出，原定的战略及其目标就可能有所变化了。“十二五”期间明显出现战略性变化的事件有：

第一，从严治党，强力反腐，引发了从上到下的政治生态变化，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以引发更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十二五”后期开始形成的一系列从严治党和强力反腐行动，会不会改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经济开发型模式或升级为高版本的开发型模式，可以拭目以待。

第二，深化改革，释放市场活力，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十二五”规划之初，尽管有改革的设想和内容，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以至于形成一个新的改革高潮，却始于“十八大”召开之后。不断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但是改革的难度也随着深度而加大。尤其是在以往的改革中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会有意无意成为下一轮改革的阻力。新的领导层敢于面对改革的难题，继续推进改革，掀起新一轮大规模的改革。与以前的改革不同的是，此轮改革着重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是全面而系统的，从而避免了单项改革捉襟见肘的尴尬结局。这也使得“十二五”后期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特点和新景象。

第三，宏观调控新方式的出现。与“十一五”期间频繁的宏观调控次数和细致化的宏观调控手段应用相比，“十二五”期间宏观调控的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即所谓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区域调控。大水漫灌式的宏观调控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给国民经济留下了许多后遗症，比如高达1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融资债务平台，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等等。“十二五”规划后期宏观调控有了许多改进和改革，一方面通过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和取消审批权限，使得宏观调控的作为空间大大缩小，另一方面推出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主动发挥市场调节经济活动的功效。宏观调控在“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体制上都有了较大的改善。

第四，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开辟了对外开放改革与试验的新格局。2013年9月在上海设立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试验，它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大胆举措。自由贸易区本质上不是开发区的概念，而是政策试验区，是将国内普通区域不能采用或不能全面放开的外汇和资本开放政策放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试验。时间不长，已有上海浦东、深圳前海、福建平潭、天津滨海四个自由贸易区开设，并立即将试验区中获得成功的政策经验，如负面清单管理迅速在普通区推广。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产生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也体现了中国对外经贸格局的新变化。

第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建立，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脱胎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成为实施战略的具体抓手。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美国经济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的亚投行倡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响应，最终57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建立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和国际意义，它是第一次由中国倡议和实施的国际区域化合作构想，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开始确立。

规划功能完善：整合各个重大规划，创新区域性战略规划、专项规划

中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以来，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尽管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依然保留和改进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中期计划管理做法，这与其他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转型之后纷纷放弃中期计划管理方式明显不同。并且，这个中期计划（“十一五”更名为规划）连续实施了六个周期之后，一举将中国经济发展到世界经济排名第二的水平，这个巨大成果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改革开放30年，计划管理改革始终没有停止，各种试验不断推出，最终形成了比较可行的计划管理体系和方式，中国的计划管理性质也由此发生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不同的特点，“十二五”规划在探索计划管理体系和方式上也有一些新的突破和尝试。

其一，“多规合一”的改革。由于部门管理分工，致使我国的一些重大规划编制工作背靠背的进行，而且各个重大规划的时间期限和编制周期也不统一，加上其他越来越多的专项规划，规划编制工作越来越频繁，导致重复性编制和规划之间相互扯皮越来越多，规划成本越来越大。那么，从“十二五”开始，我国在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将多个规划整合在一起编制。虽然这项改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改革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区域性战略与规划的创新。由于地方规划编制是按照行政管辖范围进行的，因此各地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出来和大力推行的地方规划具有行政分割和地方利益保护的负面趋向。这是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的改革方向。在“十二五”期间，从中央层面对此进行了协调和改革，如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横跨沿江流域包括支流11个省市，统一按照中央部署规划，避免各个省市各自为政谋发展。再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打破三个省市行政界限，按照区内合理分工和优势互补原则进行定位，打造世界最大和最具活力的首都经济圈，不单单是化解北京市“大城市病”问题，更是形成三个省市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此外，在“十二五”期间还陆续出台了20多个区域性发展规划。这些规划的共同特点是不以行政划界，而是以区域经济内在联系和整体发展为出发点，打造具有特色的功能区。在目前行政管辖权不变的前提下，成立跨区域协调小组，是推行区域规划的合理做法。

其三，把专项规划作为实现综合规划的抓手。“十二五”规划制定之初，有关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虽然列入文件，但是如何贯彻文件精神需要有力抓手。经济结构问题始终困扰中国经济前行，而且老问题刚刚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在上一个规划周期即“十一五”规划期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前后出台了两个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前一个为“十大传统产业振兴”规划，后一个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这些规划延续到“十二五”期间，需要作进一步的补充和调整。因此在规划期间，中央有针对性地出台了若干个专项规划，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刚刚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这项专项规划在整合了此前推出的各项相关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和步骤。所有这些细分行业和领域的专项规划，对实施“十二五”总体规划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起到了具体化和可操作的作用。